今年4月,日本政府出臺支援企業生産地多元化,向回流本國和轉移至東南亞國家的企業提供補助金的政策,以此作為在經濟方面應對新冠疫情的緊急策略。政策一齣,不僅是中國媒體,歐美國家的媒體對此都表示出極大關心。中國政府和民間的經濟學者紛紛向我諮詢此事。在日中美三國線上演講和交流時,也有人向我提出“該政策是否會讓眾多日本企業撤離中國”的問題。

接受大家提問的同時,我自己也從4月開始對此持續關注至今。一有機會就向熟知日企對華投資動向的專家,以及已在中國設廠的企業領導諮詢投資動向方面的實際情況。結論是:上述政策對日企對華投資的影響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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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實情做出最為明確説明的是最能全面正確把握日企對華投資動向的大型日係銀行人士。而且兩位高管幾乎使用了相同的表述:“幾乎沒有日本企業受該政策影響而改變對華投資態勢。”

有兩個事實支援這一結論。一是申請補助的企業非常少。

進入中國的日本企業總共有3萬3千家,其中只1700家企業申請了轉移補助,僅佔全體企業總數的5%多。這一比例與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每年針對在華日企進行的問卷調查相關結果基本一致。回答有意收縮中國業務,有向第三國轉移或撤回計劃的比例,2017年為7.4%,2018年為6.6%,2019年為6.3%。通過這組數據我們可以理解為,申請轉移補助的企業數與本來就對中國業務持消極態度的企業數大致相同。

二是申請企業使用補助金的用途。從上述大型銀行的高管和日企領導獲悉,提出申請的企業並非計劃把補助金用於在華業務的縮小或撤離,反而是為了在中國開展更為積極的商務活動而進行業務重組。

在市場開拓過程中,如果對某項事業或投資領域的未來收益做出改善困難的判斷,那麼企業就不得不考慮對其進行縮減或中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華投資變得消極,只不過是為適應市場需要對重點戰略領域做出調整罷了。

東南亞、南亞國家以顯著的人力成本優勢,成為了紡織服裝生産中心。但近來柬埔寨、緬甸、泰國等國家也都在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日企投資東南亞時看重的人工成本優勢逐漸減小

有此想法的企業恰恰認為日本政府支援本土回歸的補助金是對事業進行調整的好手段,因此積極“靈活使用”政策的實例為數不少,這也是實情。不過,這與日本政府推出此政的初衷相左,倒是為日企在華投資事業的順暢調整起到有利的推動作用。看來此舉在提升對華投資效果方面倒是值得期待。

在中國積極開展商業活動的都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企業,是日企中的佼佼者。他們在華業務的順利擴展,使企業收益增加的同時,通過從日本進口零件等,對於本國企業在設備投資、解決就業、增迦納稅等方面的推動效果也值得期待。這將成為深受疫情打擊之下的日本經濟的救命良方。只是政府補助的金額很小,這一政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今年4月,在華美國企業商會會長葛國瑞在中國的英文媒體《中國日報》上做出如下評價。

“最近我們針對企業會員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儘管有中國經濟增長率放緩,美中摩擦擴大,還有受到中國國內自身長期以來的商業難題及新冠疫情的影響等因素存在,但是中國對於大多數美國企業來説,仍然是長期來看最為重要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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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見解是包括日本在內,所有著眼于全球市場的一流企業的共識。在這一認識背景下,來自世界各地的一流企業匯聚中國,在中國持續開展業務,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

對於在全球市場博弈中具有高競爭力的企業而言,在中國市場獲得巨大收益的預期正是中國市場的魅力所在。在今年疫情嚴峻的狀況之下,中國仍然實現了經濟正增長。全球經濟大國中只有中國做到了這一點。今後,中國保持2010-2020年期間5%前後增長率的可能性很大,如此巨大並穩定增長的市場規模也是中國市場的魅力所在。

當下,日本企業緊隨日中關係改善的風向,迎來在中國商務事業發展的重大機遇。對於有競爭自信的企業而言,這也是果斷進入中國市場謀求飛躍發展的絕佳時機。這將對疫情之後日本經濟的恢復形成強有力的支援,對此我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