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國，７１歲的德國人伯恩特·格裏希總會想到中國武漢漢正街。
漢正街上有一尊銅像，那是他的父親威爾納·格裏希——中國改革開放後聘任的第一位“洋廠長”。
１９７８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發展翻開新的一頁。４０年來，來華的歐洲專家上百萬人次，成為這項偉大事業的見證者、參與者和推動者。他們見證著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參與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推動著中歐合作不斷邁上新臺階。
一江春水向東流
１９８４年８月，年逾六旬的老格裏希應邀來華考察，在武漢柴油機廠擔任技術顧問。僅３個月後，他就被聘為武柴廠長。在當時的中國，把一家國企交給一個外國人掌管是件破天荒的事情。
“這顯示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勇氣，”小格裏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我父親有幸參與到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直到多年後仍被中國人民記著，我為他感到驕傲。”
“洋廠長”對武柴進行大刀闊斧式改革，很快就讓一家病懨懨的廠子煥發生機與活力：柴油機清潔度從５６００毫克降到了１００毫克以內；主軸承蓋廢品率從５０％降到３％以內；柴油機向東南亞７個國家批量出口。老格裏希由此被譽為“品質先生”，他的改革方式與管理模式也被視為寶貴財富。
把人才請進來，也把人才送出去。上世紀８０年代初，一群中國技術人員來到英國北海油田，目睹鑽井平台機器人深潛作業的場景，大開眼界，也感慨良多。時任中科院瀋陽自動化所所長的蔣新松暗下決心，一定要把機器人作為全所的主攻方向。３０多年過去，中國水下機器人已擁有“蛟龍”“潛龍”“探索”等多個系列，具備了載人和無人兼備，全海深、長航程水下探測能力，圓了蔣新松等老一輩探索者的畢生夙願。
老格裏希和蔣新松的故事，既是中國改革開放勇氣和膽魄的例證，也是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的縮影。歐洲，是開放之初中國引入技術、資金、人才、理念的重要源頭。據統計，１９７８年至今，歐洲來華專家累計達到１６０萬人次。而同期前往歐洲學習交流的中國技術人員更是不計其數。
等閒識得東風面
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今年以來，歐洲國家領導人頻頻訪問中國，一筆筆採購大單和一項項合作協議引人矚目。
事實上，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些歐洲企業就先知先覺：誰抓住了中國機遇，誰就把握了未來。一些企業搶拔頭籌，捷足先登中國市場，有些後來被寫入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案例教科書。
寶馬落戶瀋陽已有１５個年頭。１５年來，寶馬在中國累計投資５２０多億元人民幣，汽車産量超過２００萬輛。寶馬不僅在瀋陽建設了整車廠，還把發動機工廠和研發中心設在這裡。華晨寶馬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魏嵐德説，１５年經驗證明，本土化策略是寶馬在中國成功的根本，總結起來就是６個字：“在中國、為中國”。
來自歐洲芬蘭的諾基亞，儘管已度過發展高峰期但仍選擇繼續深耕中國。諾基亞目前在中國有大約２萬名員工，其中一半從事研發工作。“我們把在中國研發的産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諾基亞公司董事長李思拓説，“我們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中國最大的技術出口商之一。”
第一架空中客車飛機１９８５年引進中國。３３年來，空客與中國的合作從當初的賣飛機，拓展到今天的造飛機，中國的作用已超越了市場本身。今年１月，空客與中國合作夥伴簽署框架協議，打算將天津Ａ３２０系列飛機總裝線産量逐步增加至每月６架。天津的空客亞洲總裝線創建於１０年前，是空客在歐洲外的首條總裝線，到２０１７年底已總裝完成並交付３５４架飛機。
從幾十年前滿大街奔跑的桑塔納，到總裝後飛遍世界的空客飛機，眾多來自歐洲企業的産品，進入中國市場。這些企業融入中國改革開放進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調整著各自的發展策略；它們根植中國市場，與中國企業分享技術，同時也分享著中國的發展紅利。
無問西東共發展
今年４月２７日，奧地利維也納。來自中國成都的中歐班列，滿載各類貨物行程９８００公里，首次來到多瑙河畔這座歐洲名城。
中國鐵路總公司數據顯示，截至３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數量已突破７６００列，將中國４３個城市與歐洲１３個國家的４１個城市緊緊連在一起。
奧地利數字與經濟事務部長瑪格麗特·施蘭伯克説，中歐班列有助於推動奧地利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雙向貿易往來，令雙方受益。奧方希望中歐班列不僅把中國商品帶到奧地利，也把奧地利的高品質高附加值産品運往中國。
如果説，改革開放之初的歐洲是“一江春水向東流”，資金、技術和先進經驗爭先到中國去尋找機遇，那麼，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的今天，中歐合作則呈現“無問西東”的特點。２０１７年，中歐雙邊貿易額達到６１６９億美元；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中歐雙邊投資累計超過２０００億美元。
塞普勒斯中國友好協會主席迪諾斯·弗洛裏季斯説，中國企業在塞普勒斯投資了深藍航空，華為則向塞普勒斯幾大運營商提供設備和服務，塞普勒斯從中國改革開放和塞中合作中受益良多。
中歐之間多通道、多元化、多維度的立體式合作架構正在向人們詮釋著當今世界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豐富內涵。（新華社記者 徐揚 李驥志 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