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國,71歲的德國人伯恩特·格裏希總會想到中國武漢漢正街。

漢正街上有一尊銅像,那是他的父親威爾納·格裏希——中國改革開放後聘任的第一位“洋廠長”。

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發展翻開新的一頁。40年來,來華的歐洲專家上百萬人次,成為這項偉大事業的見證者、參與者和推動者。他們見證著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參與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推動著中歐合作不斷邁上新臺階。

一江春水向東流

1984年8月,年逾六旬的老格裏希應邀來華考察,在武漢柴油機廠擔任技術顧問。僅3個月後,他就被聘為武柴廠長。在當時的中國,把一家國企交給一個外國人掌管是件破天荒的事情。

“這顯示出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勇氣,”小格裏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我父親有幸參與到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直到多年後仍被中國人民記著,我為他感到驕傲。”

“洋廠長”對武柴進行大刀闊斧式改革,很快就讓一家病懨懨的廠子煥發生機與活力:柴油機清潔度從5600毫克降到了100毫克以內;主軸承蓋廢品率從50%降到3%以內;柴油機向東南亞7個國家批量出口。老格裏希由此被譽為“品質先生”,他的改革方式與管理模式也被視為寶貴財富。

把人才請進來,也把人才送出去。上世紀80年代初,一群中國技術人員來到英國北海油田,目睹鑽井平台機器人深潛作業的場景,大開眼界,也感慨良多。時任中科院瀋陽自動化所所長的蔣新松暗下決心,一定要把機器人作為全所的主攻方向。30多年過去,中國水下機器人已擁有“蛟龍”“潛龍”“探索”等多個系列,具備了載人和無人兼備,全海深、長航程水下探測能力,圓了蔣新松等老一輩探索者的畢生夙願。

老格裏希和蔣新松的故事,既是中國改革開放勇氣和膽魄的例證,也是中國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的縮影。歐洲,是開放之初中國引入技術、資金、人才、理念的重要源頭。據統計,1978年至今,歐洲來華專家累計達到160萬人次。而同期前往歐洲學習交流的中國技術人員更是不計其數。

等閒識得東風面

法國總統馬克龍、英國首相特蕾莎·梅……今年以來,歐洲國家領導人頻頻訪問中國,一筆筆採購大單和一項項合作協議引人矚目。

事實上,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些歐洲企業就先知先覺:誰抓住了中國機遇,誰就把握了未來。一些企業搶拔頭籌,捷足先登中國市場,有些後來被寫入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案例教科書。

寶馬落戶瀋陽已有15個年頭。15年來,寶馬在中國累計投資520多億元人民幣,汽車産量超過200萬輛。寶馬不僅在瀋陽建設了整車廠,還把發動機工廠和研發中心設在這裡。華晨寶馬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魏嵐德説,15年經驗證明,本土化策略是寶馬在中國成功的根本,總結起來就是6個字:“在中國、為中國”。

來自歐洲芬蘭的諾基亞,儘管已度過發展高峰期但仍選擇繼續深耕中國。諾基亞目前在中國有大約2萬名員工,其中一半從事研發工作。“我們把在中國研發的産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諾基亞公司董事長李思拓説,“我們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中國最大的技術出口商之一。”

第一架空中客車飛機1985年引進中國。33年來,空客與中國的合作從當初的賣飛機,拓展到今天的造飛機,中國的作用已超越了市場本身。今年1月,空客與中國合作夥伴簽署框架協議,打算將天津A320系列飛機總裝線産量逐步增加至每月6架。天津的空客亞洲總裝線創建於10年前,是空客在歐洲外的首條總裝線,到2017年底已總裝完成並交付354架飛機。

從幾十年前滿大街奔跑的桑塔納,到總裝後飛遍世界的空客飛機,眾多來自歐洲企業的産品,進入中國市場。這些企業融入中國改革開放進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調整著各自的發展策略;它們根植中國市場,與中國企業分享技術,同時也分享著中國的發展紅利。

無問西東共發展

今年4月27日,奧地利維也納。來自中國成都的中歐班列,滿載各類貨物行程9800公里,首次來到多瑙河畔這座歐洲名城。

中國鐵路總公司數據顯示,截至3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數量已突破7600列,將中國43個城市與歐洲13個國家的41個城市緊緊連在一起。

奧地利數字與經濟事務部長瑪格麗特·施蘭伯克説,中歐班列有助於推動奧地利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雙向貿易往來,令雙方受益。奧方希望中歐班列不僅把中國商品帶到奧地利,也把奧地利的高品質高附加值産品運往中國。

如果説,改革開放之初的歐洲是“一江春水向東流”,資金、技術和先進經驗爭先到中國去尋找機遇,那麼,在進一步擴大開放的今天,中歐合作則呈現“無問西東”的特點。2017年,中歐雙邊貿易額達到6169億美元;截至2018年3月,中歐雙邊投資累計超過2000億美元。

塞普勒斯中國友好協會主席迪諾斯·弗洛裏季斯説,中國企業在塞普勒斯投資了深藍航空,華為則向塞普勒斯幾大運營商提供設備和服務,塞普勒斯從中國改革開放和塞中合作中受益良多。

中歐之間多通道、多元化、多維度的立體式合作架構正在向人們詮釋著當今世界發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豐富內涵。(新華社記者 徐揚 李驥志 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