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國家自成立伊始至今十餘年，成員國家之間的凝聚力，以及這一聯盟對國際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也日益增強。此次五國領導人在廈門的會晤使各界媒體以及學者再一次聚焦中國。
在地球村的另一邊，新浪新聞在2017金磚峰會之際與約翰霍普金斯學者鄧希煒對話。
鄧希煒教授目前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擔任國際經濟學助理教授，也曾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麻省理工大學斯隆商學院及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併為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提供政策諮詢。他的研究成果曾多次發表於世界頂尖經濟學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國際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等。
新浪新聞在與鄧希煒教授的對話中，試圖從不同的視角，多方位認識金磚，走進並且了解金磚五國在未來合作中將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金磚 2001-2017
金磚國家這一名詞在2001年由高盛領導人James O‘Neil首次提出。
“這五國的合作是一個必然趨勢”， 在和鄧教授的對話中他提到。“試想，將近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都聚集于這五國，他們又貢獻了四分之一的世界生産總值，就算沒有金磚這樣一個名字，世界政治影響力和經濟財富的重新劃分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財富不可能永遠握在少數人手中。”
如今，五國之間的政治與經濟合作日益頻繁。一個聯盟概念的産生，首先使得每一個成員國開始全方位審視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的相對與絕對優勢，再者，這也驅使發展中國家加強相互交流，不僅主動尋找合作機遇，同時也積極創造新的可能。
由廈門始發的中歐列車是金磚國之間貿易往來增加的一個重要標誌。據統計，這一列車班次在去年産生了約702億美金的進出口貿易，大幅度降低了物流和時間成本。
金磚五國的廈門會晤標誌著中國在主動邁向世界，尋求與世界的合作。近些年，中國與國際的頻繁交流賦予大城市以多種角色。
廈門不僅是這次金磚五國會晤的中心，同時也是絲綢之路戰略計劃中的重要一站。然而，在這一長期合作中，中國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都與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環境密不可分。
國內的挑戰
“近些年來，我們也觀察到國內對外流資産的管控，” 鄧教授提到。他在一篇與世界銀行合作的論文中仔細探討過這一問題。
但是，學者們所觀察到到現象並沒有使得中國放緩與世界接軌的腳步。自2012年以來，國際化不僅體現在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論壇，包括參與金磚國家會晤和大力宣傳並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也體現在人民幣加入國際基金貨幣組織的國際提款特權（SDR）這一轉換。
“那是什麼原因使得這兩個看似相悖的戰略同時存在呢？”
“是為了謹慎挑選投資項目。此後，中國不會再盲目地進行投資，而是轉而有選擇性地投資。”鄧教授這樣回答到。
“基於這一問題，我有這樣幾點猜想。首先，投資政策是與這幾年的反腐方針相呼應的。一方面，中國希望提高投資品質，也就是説可觀的回報率是最重要的，要高效的利用資本，而不是廣撒網而不求精。這其中，針對非投資性的海外資産轉移控制相對嚴格。”
“再者，管控資本外流是一個投資模式在轉型過程中的過渡政策，在企業提高投資效率之前，避免資本浪費。2008-2009年的財政擴張給國有銀行較大的自由為企業提供融資。當時是為了穩定投資率，保證市場活躍性。但這一舉措的副作用是有相當一部分資産使用不當，被分配在回報率較低的項目。資本分配不均勻的明顯表現就是，多數大型企業投資橫跨多個領域，但是明顯缺少針對性，挑選項目草率不夠專業。”
“最後要提到的一點就是匯率。人民幣在2016年被納入SDR，保持市場對貨幣的信心也是必要的一點。不正規的資金外流和不可觀的投資回報會使人民幣國際化受到影響。”
在針對國內政治環境的分析中，鄧教授提出以上三點。總結來講，投身於多種國際化的會晤和協商，是為了更全面的了解國際環境。在與世界經濟和金融接軌的過程中，一定會産生不可避免的摩擦，積極參與會談本質上是為爭取資源得到有效配置。
金磚五國的成員國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有自身的優缺點，企業的跨國合作必然會産生從交流模式到管理方式等一系列問題。如果各國領導層首先與各方建立起友好的關係，創造一個有益於交流和資訊流動的大環境，那麼企業在未來的多邊合作中就更可能呈現正面態度，從而最大化相對優勢（如資源的合理分配利用），並且互補不足。
國際競爭
“然而，G20和“薄荷四國”（MINT）等概念的存在會與金磚五國競爭。坦白來講，金磚的成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以G20的規模縮減作為前提（代價）的。但這些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亞投行的建立同樣給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來了競爭。”
的確，國際組織的多樣化已經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金磚五國建立在一個新穎的概念之上，她代表了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新模式。以往，發展中國家前進似乎總少不了發達國家的指導和幫助，但是這樣一個單方面學習的過程在無意識中否定了許多新的可能。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並不是完全適用於每一個發展中國家。按部就班的學習和模倣本質上就否定了每一個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特點。地域，氣候，人文這些都是影響一個國家人口生活習慣以及狀態的各方因素，而生活習慣又進而決定了人口的經濟行為（存款，消費以及投資特點）和勞動力的相對生産優勢。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更像是在沒有一個準確答案為前提的狀況下，發揮更多的自由度和自主權去創造出適合自身發展的模版。
“除此之外，金磚國家的合作會同時面對來自東南亞發展速度較快的小領土面積國家的挑戰。因為他們的經濟模式互補，相似的政治立場又使得他們很容易凝聚在一起。”鄧教授補充道。
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南亞國家之間的合作也是十分頻繁的，這幾年又有一個新的概念“薄荷四國”（MINT）提出，主要概括體現來自這些國家的競爭力。
然而，他們的合作模式的確警醒金磚國家。金磚國家的經濟內容相對單一，側重於貿易進出口，對於長期發展來講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如今，金磚五國之間的合作注重貿易和建築，多樣化合作是另一個需要突破和創新的領域。”鄧教授同時指出發展多樣化內容的重要性。
在創造多樣化經濟的過程中，向發達國家學習是必須的，但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在固定模版的基礎上更新，設計並創造符合國家自身特點的模式。金磚這一概念一定會與各種已有和將來其他地域的經濟聯盟産生碰撞，中國需要在這些不可避免的摩擦中博弈，考慮多邊關係和利益，並且和其他成員國共同穩步前行。
中國的角色
中國在金磚國家的合作發展中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針對這一問題，我們和鄧教授的談話回歸到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應急儲備安排（CRA）的建立。這兩個在金磚概念下獨立存在的金融機構有兩個主要作用。
一是為了針對金磚五國的發展提供可用資金，二是為五國的醒目投資規避風險，其中應急儲備安排的主要存在目的是為國際項目提供控制流動風險的資本保障。
而我們觀察到，為應急儲備安排的成立，中國單方投入410億美金，俄羅斯，巴西，印度各180億美金，南美50億美金。而各國的可取用額度分別為，中國210億美金，俄羅斯，巴西和印度各180億美金，而南美100億美金。
“為什麼只有中國的可用額度和投入額度的差異如此之大呢？”
鄧教授回答説：“中國希望發起合作，但卻不希望主導合作。”
“中國的快速發展的確為不同地域的人口帶來影響，而人們對快速改變和崛起的事物總是會抱有警戒心。尤其是我們之前提到的東南亞國家。我們在越南時明顯感覺到這種戒備。”
中國的未來是充滿了無限多種未知的可能的，然而我們確定的是，九十年代初至今中國給自己的經濟發展已經交出了一張滿意的成績單。這一成就的確值得國人驕傲，但同時讓世界驚訝。面對中國，世界該持有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友好，警醒還是擔憂？面對這些不同的聲音，中國有責任和義務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為自己，也為合作夥伴創造一個友善發展交流的環境。
我們的談話很快結束了。然而，金磚五國的合作才剛剛開始，她的未來是有無限種可能的，也許會衍生更多的國際機構，也許會更專業獨立地穩步成長。
這一長期合作的過程必然會帶來不可預知的挑戰和機遇，而中國將在這一系列活動中扮演多樣化角色，其中責任和競爭並存。我們期望在廈門的金磚會晤中聽到更多不同的聲音，創建更多的可能。
（張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