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百日新政”幹得如何？（二）
--人事圈層的浮動與掣肘
“百日新政”期內，特朗普政府的人事佈局表現出明顯的不同“圈層”之間的相互競爭和掣肘態勢。
第一個“圈層”是以白宮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白宮辦公廳主任賴因斯·普裏巴斯、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彼得·納瓦羅為代表的總統核心幕僚。他們的右翼保守特點鮮明，專業水準廣受質疑。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大多是在2016大選期間憑其反建制、反傳統主張輔佐于特朗普四週的，他們具有極端色彩的主張可以在競選中吸引選民，但一進入政策操作層面便顯現出不可操作的一面，政策影響力實際上尚未走出“百日新政”期便已開始明顯下降。這個圈層也恰恰是在華盛頓政治和輿論圈最受反感與詬病的，各種飛短流長從一開始便纏繞著他們，圈子不同成員之間也已顯著出勾心鬥角的跡象。4月初，媒體披露班農已不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直接原因是“很少列席國安會會議”，但這已被廣泛解讀為特朗普對班農倚重下降的標誌性事件，當然班農仍在白宮領銜著一個戰略規劃小組，也有資訊稱特朗普讓他離開國安會是為使其專注于“頂層設計”，不必為那些具體戰略操作分心。從歷史經驗看，極端右翼和新保守主義分子即使成功躋身最高決策層，其後總是因其政策主張無法適應美國和世界的現實而在很短時間裏黯然離場，班農的下場如何將是今後一段時間觀察特朗普政府人事脈絡和內外政策演變趨向的最重要風向標之一。
第二個“圈層”是特朗普的家族圈，以特朗普女婿、白宮特別顧問賈瑞德·庫什納和特朗普女兒、總統特別助理伊萬卡·特朗普為代表。事實已能證明，這一對夫婦在關鍵問題上特別是外交、商業領域對特朗普的最終決策有著直接影響力，不僅充當著外界與特朗普之間的有效溝通管道，而且能夠勸阻特朗普在一些高度敏感的社會、外交議題上（比如女性平權、中東、氣候變化問題）不要過於顛覆傳統、走得過於極端。美國政治史上罕見的“家天下”圖景。隨著新政府內極右勢力影響的迅速滑落，特朗普對自己家族圈的信任和倚重在增長。3月底，特朗普委託庫什納全權領導新成立的白宮分支機構“創新辦公室”，該機構具有廣泛許可權，直接向總統彙報，可以介入聯邦機構監察、兌現競選承諾、改革退伍軍人福利制度、禁毒等工作，而庫什納也在利用與特朗普的特殊關係積極擴權，並且試圖壟斷外界與總統的聯絡渠道，還暗中與班農等人較勁內鬥，背後是其加緊催生華盛頓一個新的政治家族的長遠打算。如果特朗普能夠在三年多以後連任，那麼這個新政治家族將在美國正式粉末登場。
第三個“圈層”是以副總統邁克·彭斯、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等職業化、精英化的內閣要員，也可以包括駐華大使特裏·布蘭斯塔德、駐以色列大使戴維·弗裏德曼、駐俄羅斯大使洪博培常駐聯合國代表妮基·黑莉（多數尚未到任）這樣總統欽點的關鍵崗位駐外使節。他們雖或多或少與特朗普有私人關係或為特朗普當政立下助選功勞，也或多或少是特朗普政府軍、商、右色彩濃厚的注腳，但長期在美國政治、軍事、經濟體制內身居要職，秉持建制精英的思維方式，最終在新政府的日常運作中成為牽制、平衡右翼極端化的理性力量。過去三個月，每每特朗普在不同議題上發表不當言論或擺出非專業、不慎重姿態，是他們出頭收拾局面，安撫被特朗普震驚的美國盟友，甚至主動澄清糾偏。
特朗普首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在職僅20多天便因“通俄門”醜聞辭職是特朗普“百日新政”期內必須提及的事件。這個結局有特朗普政治對手窮追猛打的背景，有弗林自己缺乏應對經驗的原因，但更多是特朗普為保內閣其他人政治安全不得已做出的決定，奏響了特朗普內閣人事震蕩的序曲。弗林之後，陸軍中將麥克馬斯特接任，但從此白宮國安會在美國戰略決策中被邊緣化、技術化的趨勢更加明朗。戰後幾十年，白宮國安會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幾乎完全放到政策的執行層面，成為核心決策幕僚化的一個反襯。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個圈層的週邊是數萬名聯邦各部門公務人員。到目前為止，新政府還有2000多個職位需要重招，其中近400個高級崗位人選需經參院批准。一般來講美國政府換屆只更替最上層的1%人員，99%的公務員隊伍不用動。特朗普算是特立獨行的總統，對聯邦公務員的撤換數量相對較多，因理唸有異等主動辭職的公務人員也有一些，但大多數職業內務、外交官員仍然在崗，中長期看仍將是確保美國政府正常運轉的基石。
觀察特朗普政府決策效能的一個重要窗口是華盛頓的府院關係。特朗普上臺時，共和黨同時掌控白宮、國會參眾兩院多數議席和地方州多數州長職位，隨後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比例又重新佔據多數，應該説這是一個有利的執政局面，上一次出現在2000年小布希贏得大選時，再上次是1952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時。特朗普也寄希望於利用這個或許短暫的全面控制期儘量多做些事，為自己的整個任期的政績鋪墊一個較好基礎，因為按照政治週期擺動規律，共和黨人贏得2018年中期選舉同時維持兩院控制權的難度很大。特朗普接受與大選期間對自己態度遊移的年輕眾議長保羅·瑞安共處、選擇老成持重的建制派人物彭斯為副總統、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普利巴斯為白宮辦公廳主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與國會建立良好關係的考慮。然而此後的事實證明，特朗普通向國會山的協調之路並不順暢，白宮和共和黨並非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都能達成一致，特朗普在國會山裏並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支援者，在共和黨團內部是如此，遑論民主黨團。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首先在於特朗普本人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共和黨人，而是一個打著反建制旗號和民粹牌“借殼上市”的候選人，競選期間與共和黨“同舟共濟”，上臺後政見分歧和路線差異立刻凸顯。其二，共和黨團並非鐵板一塊，裏麵包括建制派、溫和派、極端保守派和比極端保守派更極端的茶黨背景的“自由連線”成員，他們之間也分左中右，特朗普醫保法案的破産主要還是建制派和“自由連線”從不同立場出發拒絕支援、兩頭堵截的結果。再就是，特朗普“逢奧巴馬必反”，從醫保到環保倡議、金融監管再到《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大舉推翻奧巴馬“政治遺産”，挑戰民主黨價值底線，招致民主黨人極端憤懣，“道不同不相與謀”，堅決不配合，至少目前還看不到黨際功能性合作的跡象。
事實上，政治極化現象是近些年美國日趨尖銳的政治社會現象，積重難返。“特朗普現象”在2016美國大選期間的興起本身就是“政治極化”加劇的表現，表明美國藍領工人階層對政府和體制沒能在全球化進程中保護其利益累積了強烈不滿，負面情緒滲透到了美國政治的核心部—總統選戰和共和、民主兩黨基本理念衝突當中。如果説奧巴馬時期“政治極化”的主要分界線在於兩黨政治的互不相容以及此種現象對政治效能的拖累，那麼特朗普時期“政治極化”的主要矛盾則轉化為藍領階層通過兩黨政治途徑為維護自身利益與既得利益階層展開的鬥爭。特朗普作為靠煽動民粹上臺的領導人在執政過程中又不得不遵循一些傳統的政治規律，將會發現他自己日益陷入各種政治對立的夾縫而在關鍵議題上寸步難行，“百日新政”期內遭遇的種種挫敗對他的執政生涯來説或許只是“開味前菜”。
醫改議題失敗後，特朗普與國會的協調難點和利益摩擦點還有很多，今後一個階段將突出表現為預算之爭。特朗普的多數競選承諾是要花大錢、減財收的，包括減稅、大興基建、終結自2011年以來國防費連年下降趨勢並加強海軍建設、美墨邊境築墻等，沒有國會支援就是“無米之炊”，而美國仍處在“減赤大交易”期內，府院圍繞財政經費問題的苦鬥困擾了奧巴馬政府的整個後半段，特朗普亦無法倖免，在從今夏到明春兩個休會期之間將被尖銳的談判佔據大量精力。
特朗普與國會關係一個值得密切關注的潛在引爆點是“通俄門”調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自今年1月起就展開了對特朗普團隊“通俄門”的跨黨派調查聽證，至今沒有偃旗息鼓的跡象。
今後，特朗普推行各方面政策將更加注重國內政治影響，一切以國內政治為先，以確保共和黨贏得中選、自己保持對府院州的全面控制，減少首個任期後半段的施政阻力。由於2018年中期選舉中，國會參院將換屆選舉33個議席，其中屬於民主黨的有23席位，共和黨8席，獨立政黨2席。這就意味著民主黨選舉形勢極其凶險，幾無可能縮小對共和黨的劣勢，只能寄希望於在眾院改選中放手一搏。不過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仍是特朗普的執政表現，如其在接下來的一年多裏犯下嚴重錯誤，政策極不受歡迎，不能排除共和黨丟掉眾院控制權。從此意義上講，特朗普將會處在一個更加矛盾的執政心理中，既希望多成事，又怕做錯事，而這種左右為難首鼠兩端恰恰增大了犯錯的風險。
特朗普將會更加重視與國會的溝通，通過“美國優先”“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推動建制派切實擔起責任，幫助總統進行國會和民意溝通，同時加強做“自由聯線”成員選區工作，削弱極端右翼在國會的影響力，減少自己施政在本黨內部遭遇的抵制。但當國內政治鬥爭達到新的熱度，無論其以跨黨派、共和黨內矛盾激化還是白宮內鬥升級的形式錶現出來，“通俄門”等“定時炸彈”隨時可能被引爆，置特朗普于極其被動處境，甚至危及他的執政地位。（曉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