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4日，北京，受春運影響，北京南站附近路面交通出現嚴重擁堵。（視覺中國）
中國網新聞1月19日訊（記者戚易斌 實習記者李怡辰）日前，由高德地圖、交通運輸部清華大學戴姆勒可持續交通研究中心、阿裏雲、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第一財經數據新媒體等權威機構聯合發佈的《2016年度中國主要城市交通分析報告》顯示，濟南、哈爾濱、北京成為排名前三的“最擁堵城市”。
據了解，2016年全國三分之一的城市通勤受擁堵威脅，最嚴重的前十名分別是濟南、哈爾濱、北京、重慶、貴陽、深圳、昆明、杭州、大連和廣州。其中排名前四的城市高峰擁堵延時指數超過2.0，也就是説因交通擁堵花費的通勤時間是暢通情況下的2倍。
城市擁堵趨勢遭遇新變化
交通運輸部黨組書記楊傳堂曾在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明確表示，交通擁堵是世界各國城市面臨的普遍性難題，綜合分析國內外城市交通發展實踐，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必須堅持綜合治理，疏堵結合。
受政策推動，2016年一線城市及省會城市擁堵程度呈現持平或下降趨勢。相比2015年45個主要城市中93%擁堵上升，2016年這些城市中卻有66%擁堵明顯下降。相反，二線城市及省會周邊地區擁堵呈上升趨勢，表現出經濟發達城市虹吸周邊小城市的趨勢逐漸增強。
國外如何治理交通擁堵
交通擁堵作為世界性難題，同時也是各國所面臨的挑戰。那些城市化較早的國家如何處理擁堵問題？
美國
美國是世界上擁有汽車最多的國家，90年代中期，紐約等城市交通擁堵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為解決擁堵，紐約中心區停車場通過收取高額停車費緩解交通需求，並建設停車—換乘（Park and Ride）系統，在郊區和衛星城精心設計了與站點銜接良好的停車設施，鼓勵引導城市週邊地區居民在進入城區前進行交通方式轉換，極大促進了小汽車交通總量削減，緩解了市中心交通壓力。
在稅收政策上實行高額牌照稅、駕駛執照和停車費。在曼哈頓中城停車場每小時至少需繳納8.99美元，在其他一些鬧市區則甚至高達20-3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於公務車的使用控制非常嚴格。購買公務用車需通過國會批准，且每年要向公眾公佈使用情況。上千人的部門往往只有幾十輛公務車，車牌上註明只能由政府使用，便於公眾監督。如果下班時間公務車停在飯店、娛樂場所門前，可能會受到舉報。
丹麥
首先，丹麥的稅收體系被用於限制小汽車的擁有和使用。擁有私人小汽車所需繳納稅款高達購車費用的3倍。同時，為了限制購買大型、高油耗車輛，購車繳納稅款隨車重和發動機排量的增加而增長。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因此成為發達國家中小汽車擁有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其次，城市中心區限制停車泊位供給。過去幾十年間，哥本哈根市每年減少2%-3%的停車設施供應。
此外，政府倡導綠色出行，鼓勵“公交+自行車+步行”方式。自2000年以來，丹麥環境保護部和交通部聯手發起每年不同主題的“綠色出行周”活動，並積極推動自行車活動開展。哥本哈根市曾投資280萬克朗，在市區150多個指定地點投放1000輛自行車，供市民免費使用。
新加坡
新加坡國土面積雖小，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卻非常完善。其特色在於快速軌道交通、公共汽車和計程車構成了一個高效的公共交通網路。據統計，新加坡快速軌道系統中地鐵(MRT)和輕軌(LRT)共達128公里，92個車站。公共汽車3300多輛，共計250條運營線路。公共交通出行達到國民日出行總次數的63%。
為解決交通擁堵問題，政府1975年實施地區許可證制，購車必須先購買一張有效期10年的“擁車證”。因為數量十分有限，供不應求，所以標價一直在上漲，且10年後必須重新支付費用。此制度的實行使得新加坡汽車數量增長未超過3%。
2010年5月24日，新加坡，一輛汽車在加油站加油。為了治理交通擁堵，政府對私人購車環節進行了限制。（Charles Pertwee 視覺中國）
新加坡70年代實行的另一項政策便是擁擠收費。包含區域通行制度（ALS）、快速路收費系統（RPS）和電子道路收費系統。其中ALS在當年實施時，在近7.2平方公里的控制區內，早高峰時刻除公共車輛、高載客率小汽車（含駕駛員3人）外，其餘車輛必須出示通行證（每天3新加坡元）。其實施效果非常明顯，高峰小時交通量下降45%，公交上班出行增加近50%。
“中國式治堵”任重而道遠
面對日益嚴重的交通擁堵問題，全國各大城市也依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相繼出臺了許多“治堵”措施，如北京市政府近年來大力推行的“限號、限購、限行”三限政策、上海的車牌拍賣行動等。
2015年4月16日，上海，全市快速路高架全面更換外牌車輛限行時間，實施更嚴厲限行方案治理擁堵。（視覺中國）
然而，隨著汽車數量和出行需求的不斷增長，許多媒體和網友對“中國式治堵”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質疑：限制出行和購車是否是治理擁堵的唯一方式？完善公交網路、停車費和燃油稅改革、提升交通文明等方面是否已經沒有上升空間？
浙江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表示，“限字令”並非萬能藥，根本方法還在於轉變城市發展思路，出臺市場化手段等深層次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