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3月17日訊 西班牙媒體Murciaplaza.com13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認為，相比中國政府在抗疫鬥爭中表現出來的領導力、決斷力以及中國人民的集體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西班牙、義大利乃至歐洲都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這也是為何中國能夠迅速控制疫情的原因。
文章摘編如下：
如果説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揭示了什麼，那就是歐洲（尤其是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拉丁裔人民）面對嚴峻局勢採取嚴厲措施的能力有限。比如在義大利，人們並不拿政府的規定當回事。
在西班牙，無論是啟動憲法第155條，還是讓大眾居家預防疾病，政治階層都表現得膽戰心驚。他們缺乏領導力，膽小怯懦，驕傲自滿，或有著典型的西班牙歷史情結：害怕與人相處不好，又假裝想和所有人相處融洽。
西班牙語和普通的義大利語有很多共同點。然而，西班牙人卻更害怕衝突，或者説畏懼設定明確的界限和標準。他們喜歡模糊不清、馬馬虎虎，而不是週密嚴謹、一絲不茍；他們過於在意給人留下好印象，希望得到輕鬆直接的認可；他們把心情好排在第一位，也貼心考慮他人感受；他們往往寬以待人，選擇避免摩擦。
此外，要想讓兩個國家的人民見面打招呼時不貼臉親吻兩次、不參加示威遊行、不聚餐，不聚會、零社交，恐怕非常之難。COVID-19被認為是“社交病毒”，它影響了那些有許多身體接觸的人：在義大利，大量中招的政客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中國人不握手，不親吻，見面鞠躬行禮，幾乎停止了社交生活。他們不會去露臺和酒吧參加聚會和小酌；當他們被告知該做什麼時，他們會遵守規定；他們不需要“踮著腳尖”（意為小心翼翼），以防他人“感覺不好”；共同利益比個人利益重要；他們具有集體意識，遠見和大局觀：他們將集體看作是一個整體。此外，他們擁有閱讀大數據的技術能力和教育內容。因此，他們知道如何隔離COVID-19病毒並降低其侵略性。
COVID-19病毒表明，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經過時，我們的生活習慣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變得耽於安逸，紀律鬆弛和令人厭煩：我們不善於靈活應變。我們的自負和自滿情緒令我們排斥必要的變化。
中國以社會結構贏得了生存戰爭。他們是一個更有組織性，更有紀律性和更有秩序的社會。此外，面對東方人的技術觀，我們必須線上性思維結構中增添這麼一個重要認識：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實現或利用大數據指標及其應用，我們尚不明白應首先利用數學模型去了解當今世界的某些現象，而不是從表達它們的真實環境中去了解它們。
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負有“社會道德責任”，避免自己成為集體感染鏈中的一環：待在家裏不是為了不被感染，而是為了阻止病毒傳播，是為了不成為新的病毒攜帶者。想想看，如果每天有兩個人傳染給另外兩個人，並且沒有任何機構對其實施隔離，那麼15天后將有6.5萬例感染者，30天后，則將達到10億例。
COVID-19病毒告訴我們，我們不再是第一世界。如果我們想倖免于難，我們需要基於一個真正的集體——而不是個體的簡單集合——之觀念，開發出更加靈活的決策模型。而教育、勇敢的領導和集體紀律乃是生存之關鍵。（作者：Roberto Crobu，編譯：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全球輿情與受眾研究中心 溫大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