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周忠和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長，古生物學家。曾任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第九、第十任所長，第十二屆、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
10月5日起，2020年諾貝爾獎六大獎項陸續公佈。目前，今年諾貝爾獎有關自然科學的獎項已經全部揭曉。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長周忠和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表示，每年的諾貝爾獎除了關注科學解釋之外，更應該是一個值得整個社會好好反思問題的機會。周忠和表示，要重視基礎研究，以好奇心為動力，培養創新人才，繼續進行科技評價體系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營造真正創新的、非功利的文化土壤。
“只要認識到人才培養與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努力營造真正創新的環境，該得獎的時候自然會得。但不管是否獲得獎項，中國科學都將向著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前進。”
諾獎是思考的機會 基礎研究需要重視
新京報：如何看待每年國人比較關注諾貝爾獎的現象？
周忠和：每年不光科技界，其他領域的人也在關注諾獎，像科技週一樣。産生關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關注當然是好事，是對科技、對基礎科學的傳播。但我覺得，關注諾貝爾獎除了進行科學解讀、意義闡釋之外，還需要更多反思，反思我們目前存在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好的看到問題的機會。
新京報：除了諾貝爾獎之外，還有哪些科學獎項值得關注嗎？
周忠和：諾貝爾獎其實僅限于幾個科學領域：物理、化學和生理學或醫學，涵蓋的領域是比較基礎的。但現代科學的發展已經超出了這三大學科，出現了很多交叉學科和綜合性領域。像數學、電腦、地球科學等很多領域，是沒有諾貝爾獎的。為了表彰這些領域的最高成就，人們也設立了各種獎項，如數學領域的菲爾茲獎，電腦科學領域的圖靈獎，環境科學領域的泰勒獎，專為天文學、數學、地球科學和生命科學領域設立的克拉福德獎等等。這些獎項同樣值得關注，因為它們對當前科學領域的覆蓋面比諾貝爾獎更為廣泛。像瑞典皇家科學院設立的克拉福德獎，就是為了彌補諾貝爾獎的範圍缺陷。
新京報：截至目前，獲得諾貝爾科學類獎項的中國籍科學家僅有屠呦呦一人，你覺得一個國家獲諾貝爾獎的多少，能否反映其基礎科學水準？
周忠和：我認為從長遠意義上，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人數，能説明一個國家基礎研究的整體實力，但同時確實存在時間滯後效應。首先，大趨勢在統計意義上肯定是沒有問題的，存在滯後效應是説，並不是今天重視了，過5年或10年就會得獎。比如日本，近20年得了很多諾貝爾獎，但這顯然不僅是20年努力的結果，實際是更長時間教育與科研的積累。從培養人才，到做出的成果被認可，有時會有幾十年的時間滯後。這需要對創新人才培養和基礎研究的真正重視，更需要長時間堅持。
新京報：你覺得諾貝爾獎和基礎科學的關係是什麼？
周忠和：諾貝爾獎的標準，是要對人類做出最大貢獻，雖然不完全是基礎性的，但基礎科學是其主導內容。像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表彰對黑洞的發現，是純科學的。
基礎研究很重要，值得重視。國之利器，豈可受制於人，我覺得，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基礎科學的強大，純粹做一個技術強大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科學是為全人類服務的，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要增加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軟實力，需要提升基礎科學水準。儘管目前我國科研研發投入增長很快，但是基礎研究的投入相對還是不足的，這是值得反思的。從國家的角度講，要提升基礎研究的經費支撐。
新京報：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應該如何平衡？
周忠和：一個國家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都是需要的，我們現在實際上不夠平衡。從嚴格意義上來説，科學的發展不能首先考慮實用性。科學的本質是人類對於自然的求知與探索，繼而被應用到社會各方面，對社會經濟、人類生活産生影響。只滿足於科學的利益，而不去探求其中的原理是不對的。基礎研究的成果是不好轉化的，但不能因此而不重視基礎。
好奇心是源泉，要培養創新人才
新京報：從科學家個人來説，你覺得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有什麼共性？
周忠和：首先，是非功利性的。很多諾貝爾獎獲獎者談感受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他們並不是為了得獎而工作的。其次，是好奇心驅使和長期堅持。如物理學，是純科學的、純基礎的探索，這些科學家的確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在長期堅持，而不是跟風。好奇心是指導科學研究的初衷，是一切創新的源泉，好奇心與堅持共同成就基礎研究。
新京報：你曾在文章裏提到中國傳統文化裏有不鼓勵好奇的因素，怎麼理解？
周忠和：大家都知道中國人謙虛、和睦等等，這些確實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精華。但是傳統文化裏面的一些因素，也是阻礙科學的誕生、發展、創新的。譬如，中國人性格是很含蓄的，同時也是很保守的。中國歷史上，天災人禍、王朝更疊、戰爭等，總體上有很長的不太平時間，辛苦的百姓養成了吃苦耐勞的性格，特別講究學以致用，因此有時我們往往過於功利，這影響著我們對基礎研究的認識。
做科研是為了什麼？除了要轉化為技術應用，還要探索基礎的規律、機理，這很重要。提出新的問題、從新的角度看問題需要創造性的想像力，這才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我們的好奇心會受到文化和許多現實因素的制約，但要從事科學的事業，我們需要保持自身純凈的心態，不要過於功利。
新京報：你覺得應該如何培養年輕人的創新精神、激發好奇心？
周忠和：培育創新文化土壤，要強調教育，要培養創新型人才，這就涉及教育體制改革。我們從小到大，學習的過程中，更多強調記憶和對知識的掌握，而不是創新和提出問題。
從小學開始就要培養孩子有科學精神，有好奇心，敢於提問題，有質疑精神，這是根本。在大學階段，要鼓勵學生形成交叉思維，因為一些創新往往來自於學科的交叉。因此，每年的諾貝爾獎應該是一個值得整個社會好好反思的機會，不只是科技界，教育和各領域也要反思，創新型社會發展涉及多個領域。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營造創新文化土壤
新京報：如何才能創造一種真正創新的文化氛圍和土壤？
周忠和：怎麼樣創新文化氛圍土壤，科學評價體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環。科學評價體系作為指揮棒不可以過分功利，要常抓不懈。要繼續進行科技評價體系改革，反“四唯”，打破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現象。
新京報：除了科學評價體系之外，還需進行哪些努力？
周忠和：此外要繼續深入科技體制改革。要明確政府職能，充分尊重用人主體的自主權。政府部門需要做好“加法”和“減法”，理清哪些需要政府部門做，哪些是科技界要做，哪些需要社會、市場做。
“加法”是政府部門出臺宏觀政策、合理分配科技資源、保障智慧財産權、對政策執行進行監督管理。“減法”屬於學術共同體自身應當去做的事情，學術活動，包括學術評價與激勵機制，應當真正回歸科學共同體。給科研人員更多的自主權，大學、研究所要有更寬鬆的氛圍，這也是文化土壤的一部分。
同時上述講的，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激發好奇心，培養創新人才，以此來共同形成創新的文化土壤。
新京報：你覺得未來中國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會增加嗎？
周忠和：中國處在一個對科技高度重視的年代。國家投入，科研人員也很努力，我們有很大進步，但也要承認依然存在差距。道路曲折，但前景光明。改革進入深水區很難，中國要真正成為科技強國，要有魄力和決心將改革繼續下去。
獲諾貝爾獎急不得，科技進步才是根本，得獎不是目的。只要認識到人才培養與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只要持之以恒，努力營造真正創新的環境，該得獎的時候自然會得。
隨著中國科學成果數量的增加和品質的提升，我覺得將來一定會出現代表重要科學突破的研究成果。但不管是否獲得獎項，中國科學都將向著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前進。
新京報記者 李玉坤 實習生 謝雁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