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接受採訪（攝影 袁亞楠）
中國報道訊 9月17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作出決定，國家主席習近平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予42人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原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獲得了“人民藝術家”國家榮譽稱號。
評語中稱，王蒙作為與共和國共同成長的文學創作者，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之路，其作品具有代表性和開拓性意義，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各國出版。他發掘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青年作家，為中國當代文學繁榮發展作出突出貢獻。
9月23日，王蒙在北京接受了《中國東盟報道》等媒體記者的採訪。儘管已是85歲高齡，他的精神狀態很好，思維清晰敏銳。他為人謙和，言談風趣幽默，整場採訪令人如沐春風。
從19歲完成長篇小説《青春萬歲》至今，王蒙的寫作已經進入了第67個年頭，作品累計已經達到1800余萬字，這些作品記錄著新中國不同時期的精神風貌。如今的王蒙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每天走路7000步、每週游泳兩次是他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延緩身體的衰老是為了能更好地創作。
中國作協主席、作家鐵凝曾稱呼王蒙老爺子是“高齡少年”，他對生活中很多事物都有興趣，也能把事情説得有趣好玩兒。幾年前王蒙接受年輕作家採訪，當被問到是否因為年齡太大而出現文思枯竭、提筆忘字的情況，他回憶説“這個問題不好回答，直接説沒有，有點像賣萌，説有了，我一個老糊塗就不應該接受採訪了。我想了想就説，‘現在暫時還沒有，估計明年就有了’”。他還為此寫了篇文章《明年我將衰老》，“裏邊暗含著一些詭計，就是今年我還沒變老”，王蒙笑著説。
“我有一種很牛的感覺，那就是我還是個一線勞動力，這是我最高興的事兒!”王蒙説。
首先祝賀您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您如何看待這一份榮譽?
王蒙：國家給的“人民藝術家”稱號是一個非常美好、崇高的榮譽。新中國成立70週年對我來説是一件非常激動人心的事情。我經歷了從抗戰時期到今天這85年的歷程，知道新中國是近百年來仁人志士奮鬥的成果。這次即便功勳榮譽稱號名單中沒有我，我也為祖國成立70週年而歡呼，為功勳榮譽的頒發而歡呼。
這次頒發國家功勳榮譽的做法，我認為這是黨對各行各業奮鬥者的肯定和鼓勵，非常莊嚴，也非常提氣。和那些國之重器的發明者、維護者、發展者相比，和解放軍的戰鬥英雄相比，我所做的事情是很微薄的。這份榮譽對於我是榮幸，也是鼓勵。我希望還能儘自己的力，還要加油寫作。
新中國的成立和發展就是您創作的主要題材吧?
王蒙：是的。《活動變人形》寫的實際是舊中國的滅亡，這是人民革命的必然，其中充滿對共和國出現的期待。《青春萬歲》是1953年，我19歲時寫下的少年人、青年人對新中國成立的感受，這批人趕上了歷史的大變革，在他們不無天真幼稚的反應中，體現著古老中國命運的變遷。從《青春萬歲》，到《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有人評論説後者是對前者的延伸，帶著幾分天真，帶著幾分理想，但是也有某些困惑，他説的非常好。
當然我還有專門寫共和國的季節系列，《戀愛的季節》是寫建國初期，《失態的季節》是寫1957年前後的政治運動，《躊躇的季節》是寫大躍進以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時期。這躊躇既是遲疑，又有某種躊躇意滿，“躊躇”這個詞同時表達了這兩種意思。然後《狂歡的季節》，是寫文革當中的一些事情。《青狐》不在季節系列裏邊，但實際上是寫80年代。
再談一下我的近況。2019年對我來説很有意義，因為今年1月，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我的中篇小説《生死戀》。同時，《上海文學》也在今年發表了我的短篇小説《地中海幻想曲》。3月，《北京文學》發表了我的中篇小説《郵事》，寫的是70年來中國郵政的變遷。我覺得這一年成了我寫作的一個小高潮。今年7月和8月，我在北戴河的創作之家，寫又完了一部8萬字的中篇小説。今年10月我就滿八十五歲了，但我還是一個一線“勞動力”，這是我最高興的一件事。
另外，今年我還要出版一本關於列子的書。我這幾年發表了《老子的幫助》，《老子十八講》。還發表了關於莊子的書四冊，關於《論語》的書一冊，關於孟子的書一冊，現在馬上要出版的是我關於列子的書。我現在正在寫一本關於荀子的書，是我在諸子百家中篇幅最大的一部，這也是我近幾年奮鬥的內容之一。
2016年9月11日王蒙在洛杉磯圖書館做《中國的文化基因》演講 (攝影 彭世團)
您如何看待“人民”和“藝術”之間的關係?在創作中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係?
王蒙：對人民的感情，是作家寫作的最大動力。人民的含義非常廣泛，包括工農兵學商，也包括知識分子，包括各個民族，包括自己的國家，也包括人類的命運共同體。作家們喜歡強調的人道、人性以及人際關係等主題，也包括在“人民”的含義中。所以作家要惦記著人民、體貼人民，你得有寫人民、談人民，為人民説話的願望。
關於藝術，前蘇聯曾經用一個最好、最拔高的説法，説文學是語言藝術，這種説法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在1952年舉行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周揚將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和趙樹理並列為語言藝術大師，如果你的文學真正能達到語言藝術的標準，我覺得這是非常崇高的。
關於“家”，是説一個人在自己的領域裏有所專長。我認同評書表演藝術家劉蘭芳的看法，就是頒發“人民藝術家”稱號，反映了中央和國家對文藝工作的關心和重視。
您是怎麼保持這麼旺盛的創作精力的?有什麼創作技巧可以分享?
王蒙：我的命運、生活與社會和共和國的發展息息相關，這樣我就有數不盡的題材可以寫。而且我興趣比較廣泛，對大事小事、不同年齡層的人、國內外的情況都有興趣。我有很多作品寫城市生活，但我對農村也很有興趣，比如我的《這邊風景》就是寫新疆的農村，我還寫過北京的郊區農村。當然，廣泛的寫作也跟心情和身體狀況有關。
當前網路文學很流行，讀者的審美和閱讀取向也在發生變化，您怎麼看待當下的文學現狀和發展趨勢?
王蒙：目前的文學受到許多挑戰，它在人們的業餘生活和閱讀中所佔的比例也在被壓縮。在我年輕的時候，每週只有一天休息時間，跟當時好多人一樣，我的休息時間都是在看小説。網路時代人們被平面化的、海量的資訊所淹沒。另外多媒體也佔有優勢，從前談《紅樓夢》的人都是談這本書，現在談《紅樓夢》的人一半以上沒看過書，看的是電視劇。
但我要説，文學的地位不可能被削弱，因為文學是使用語言的藝術，是思維的藝術。人光有視覺、聽覺、嗅覺這樣的感覺是不行的，文學是基礎，它仍然有著重要的地位。另外，文學是硬通貨。比如聽一個交響樂，如果您聽不明白，過來一個老師用語言給您講講，如果在語言上能夠與旋律、音色等實現了溝通，那就算聽懂了。因此説文學要完蛋，那只是一種謠言。
關於網路上的作品，我沒有任何偏見，網路文學中也有好的作品。但我在網路上也看到了一些低劣的作品。我想，一個作家是不可能靠低劣的內容獲得成功的。完全靠低劣的內容來贏得讀者，早晚也會被讀者所唾棄。
2005年王蒙在印尼 (攝影 彭世團)
傳統文化能夠陶冶人的性情，您認為在工業文明的背景下，傳統文化中有哪些智慧值得當代人汲取?
王蒙：傳統文化的內容是非常廣的，裏邊有很多對道德對人際關係的説法。以孔子來説，我特別喜歡他的恰當。他把人類最普通、最平常的話説到你心裏去了。比如孔子説“子欲養而親不待”，這比宣傳一百遍、一千遍“孝”字都要有效果，他的語言也並不誇張，並不嘩眾取寵。
我還佩服孔子那句話：“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他很高尚，他對不義而富且貴，一點興趣都沒有。傳統文化教育我們成為更好的人，對於個人品行修養的提高，甚至對於人們説話方式的改善，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2016年9月王蒙與夫人單三婭在美國洛杉磯 （攝影 彭世團）
您怎麼看待中國越來越開放的文化政策和中國的文化自信?
王蒙：四十多年以來，中國文化的空間有了空前的擴展。比如過去我們的傳統文化，如果用某一個時期破四舊的觀點來看，你很難從正面的角度來評價它和汲取它。國外的有些文化也是這樣，西方的是“資”，蘇聯的是“修”，那文化的發展就很難了。所以我覺得我們如今的精神空間、文化空間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同時人們也越來越摸到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對於自己的文化自信也在增強，所以我們的文化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但是文化這個東西是沒有邊際的。我們還希望有更大的發展，而且這文化離不開人才，離不開陣容。比如，我們説唐朝文學文化的時候，我們腦子裏會出現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等。所以我也給中央領導反映，就是要有我們的文化大家，要有我們的文化陣容，要對後世有一個寶貴遺産，讓人們能夠認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文領域也有很大的發展。
您認為“中國夢”實現後的國家會是什麼樣的?
王蒙：我想中國人在近現代以來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夠在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成為世界上先進的國家。中國歷史上欠賬太多，發展的任務很重，但這70年來我們有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還希望在人的教育上、品德上、修養上甚至是風格上，有一種新的模樣，有一種更加先進、開拓、向上的精神，要有追求的精神、科學的精神。我想我最大的願望就是中國人的全面提高和全面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