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文局翻譯出版的部分圖書。資料照片
時間開始了。
1949年10月1日，翻譯家馮亦代和他的新同事們，有説有笑，從北京宣武門國會街26號步行到天安門廣場。見證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榮光，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新生活無限憧憬。
新生活，是國家的，是民族的，也是每個人的。就在開國大典的同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成立，喬冠華任局長，劉尊棋任副局長，馮亦代任秘書長。戴望舒來了，蕭乾來了，楊憲益來了，愛潑斯坦來了，沙博理來了，魏璐詩來了……皆是一時俊彥，譯遍華夏古今。新中國的對外出版發行事業，就此開啟。
時間不曾止歇，70年倏忽而逝。
從當年的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到今天的中國外文局，從昔日的國會街26號到如今的百萬莊大街24號，時鐘的指針一格格劃過，《人民中國》雜誌社、《人民畫報》社、《北京週報》社、《中國文學》雜誌社、外文出版社、中國網，一個個鼎鼎大名的機構在這裡掛牌，《毛澤東選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孫子兵法》《本草綱目》《紅樓夢》，一本本講述中國故事的多語種著作從這裡走向世界。
國家的使者
1949年初，詩人戴望舒從香港回到內地。幾個月後，他暫停了詩歌創作，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剛剛組建的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法文組。設施短缺，他就拿出自己的詞典、印表機。人員不足，他就四處託人延攬人才。那時，翻譯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是最緊迫的任務。身患嚴重哮喘病的戴望舒，為了節省時間，學會了自己注射麻黃素緩解病情。
不久之後，印著“外文出版社”字樣的法文版《論人民民主專政》終於與英文版、印尼文版同時問世，《人民政協文獻》的英、法、俄文版也出版了。
凝心聚力，翻譯《論人民民主專政》，僅用了數月之功。精雕細琢，英譯《毛澤東詩詞》，則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中國文學》雜誌英文版刊發毛澤東詩詞的英譯，始自1958年。60年代初，一個由喬冠華、錢鍾書和《中國文學》副總編輯葉君健等人組成的毛澤東詩詞英譯定稿小組成立了，目標是出版單行本。後來，趙樸初也加入進來，並請英文專家蘇爾·艾德勒協助潤色譯文。經過“文革”數年延宕之後，小組成員還帶著譯文親自到上海、南京、長沙、廣州等地開討論會，逐詞、逐句反覆斟酌。
多年以後，葉君健還清晰記得，《毛澤東詩詞》英譯本最終出版的日子，是1976年的“五一”。此時，距最初刊發毛澤東詩詞英譯，已過了18年。
翻譯出版領袖著作、黨政文獻，這是70年來中國外文局始終肩負的光榮使命。
2014年10月8日，法蘭克福書展開幕，《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在這個世界最大的書展上首次亮相。這意味著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會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編輯的這部圖書，正式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語種向全球出版發行。
在中國外文局，翻譯出版圖書有一套標準的流程：先是翻譯人員把中文轉譯成外文，再由外國專家改稿潤色，定稿專家把關，然後才經過三審三校，最終付梓。
“我們在翻譯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文版的過程中，為了保證譯文準確、體例統一，除了一般的流程，後期還進行了十幾遍的通讀、校對。”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副主任、一級翻譯劉奎娟説，《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文版不僅編校嚴謹，而且組建了一個實力雄厚的定稿人團隊，在這個團隊裏，既有中國外文局的王明傑、徐明強、黃友義等資深專家，也有來自外交部、中央編譯局的權威人士。
英文如此，其他文種同樣如此。據統計，截至2019年7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經出版了28個語種32個版本，海外發行覆蓋16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國際社會讀懂中國的權威讀本。
文化的知音
1952年，雖然幾家單位都向翻譯家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伸出了橄欖枝，但還是劉尊棋的計劃打動了他們。
“他早就有系統地把中國文學全部主要作品都翻譯成英文的設想。他要我來主持這一計劃。我將以‘專家’的身份決定該翻譯、出版哪些作品，我還可以挑選一些書留給自己來翻譯，乃迭和其他年輕的編輯、翻譯可以幫助我完成這一任務。我很喜歡把未來很多歲月都用於這類工作的想法。”在自傳中，楊憲益這樣回憶。
楊憲益夫婦隨即收拾行囊，賣了房子，舉家從南京遷往北京。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翻譯人生中，楊憲益與戴乃迭合作，把《楚辭》《關漢卿雜劇》《紅樓夢》《老殘遊記》《魯迅選集》等從先秦到現當代的百餘種中國文學名著譯成了英文。
20世紀80年代，一套名為“熊貓叢書”的中國文學譯作在海外傳播開來。每本書的封面上，都有一隻憨態可掬的熊貓形象——它象徵著中國。在這只熊貓的陪伴下，老舍、沈從文、汪曾祺、張潔、王安憶、王蒙等中國作家的作品走上了外國讀者的書桌。
“考慮到在西方國家裏，平裝本‘企鵝叢書’非常普及，我就決定出版一整套由我自己來決定取捨的‘熊貓叢書’。這套紙面本叢書在20世紀80年代出了好幾十種，非常暢銷，並被轉譯成幾種其他文字，包括法文和幾種亞洲文字。”這個創意，又是楊憲益的手筆。
不只楊憲益，70年來，中國外文局還培養了唐笙、林戊蓀等多位致力於中華文化典籍外譯的翻譯家。不只是“熊貓叢書”，70年來，中國外文局翻譯出版中華文化典籍的腳步一直在前進。
1994年，《大中華文庫》正式啟動。這個以中國外文局為主，全國30家出版機構共同參與的國家重大出版工程，是我國歷史上首次系統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國文化典籍。
1997年，中國學者楊新、聶崇正、朗紹君與美國學者班宗華、高居翰、巫鴻共同撰寫的《中國繪畫三千年》問世。這是中國外文局與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國文化與文明”系列叢書的第一種。隨後的幾年間，中國學者徐蘋芳、美國學者張光直等共同撰寫的《中國文明的形成》等多部圖書陸續出版。一種前所未有的合作出版模式從此創立：兩國學者一起討論寫作提綱，實地觀摩，分頭撰寫，交換閱讀，提出修改建議，出版社最後定稿出版。
曾有人問，為什麼兩國出版人為了這套書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時任耶魯大學出版社社長的萊登回答説：“為了我的孫輩們。希望將來有一天，他們能達到並珍惜美中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
“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文字轉換成另一種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後的文化習俗、思想內涵，因為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都有差別。”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能夠相互理解，這也是楊憲益從事翻譯事業的初衷。
共執譯筆
1951年的一天上午，人民中國雜誌社肅靜的小院裏，突然傳出一陣笑聲，還伴著英語交談。
一對外國夫婦走進了辦公室，讓林戊蓀印象深刻的是，女的高大，男的矮小，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是愛潑斯坦和他的夫人邱茉莉。
愛潑斯坦出生於波蘭，擔任過美國合眾國際社的駐華記者。此時，他受宋慶齡之邀，來到北京參與創辦《中國建設》雜誌英文版，平時，也抽出一部分時間到《人民中國》編輯部改稿。彼此熟悉後，大家都叫他艾培。
“那時我和許多同志都很年輕，也都是新手，而他是一位老新聞工作者。大家共同的感覺是，他知識淵博、見多識廣、和藹可親、樂於助人。”林戊蓀説，愛潑斯坦不僅改稿又快又好，而且經常對外宣工作提出一些自己的見解，“記得有一次，他對我們的一些特寫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為新聞特寫在細節上必須絕對真實，不能有任何的虛構。這類及時的提示，使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青年深受啟發。”
這樣的教益，20多年後的黃友義也領受過。
“我1975年到外文出版社工作時，艾培正在英文部當改稿專家。這讓我有機會得到艾培手把手的指導。我參加工作翻譯的第一篇稿件，就交給他修改潤色。等我拿回來時發現，我用老式打字機列印出來的稿件每一頁都被他用紅筆畫成了‘大花臉’。”有些字跡黃友義辨認不出來，就到他的辦公桌前請教，“他對一個年輕人的打擾絲毫不反感，反而仔細解釋他為什麼這麼修改。”
愛潑斯坦、沙博理、陳必弟、魏璐詩、華依蘭、史克、土肥種子……自1949年至今，中國外文局聘請外國專家2000人次，是新中國聘請外國文教專家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機構。
4年前，年過花甲的菊池秀治來到中國外文局，成為眾多外國專家中的一員。雖然有著30多年的翻譯經驗，但面對一部部譯稿，他仍然一絲不茍。辦公桌上的一本日文詞典，因為經常查閱，已經有些破舊了。拿起一本剛出版不久的《中國速度：中國高速鐵路發展紀實》日文版，翻到版權頁，上面清晰地印著“日文改稿：菊池秀治”，舉手投足間，滿是對這份工作的熱愛，更透露出他對中國的一片深情。
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説明中國，需要中國人的奉獻，也離不開這些外國專家的智慧。
70年時光流轉，時間指向新時代。戴望舒們、楊憲益們、愛潑斯坦們的故事告一段落，黃友義們、劉奎娟們、菊池秀治們的故事仍在繼續。“讀懂中國”叢書，正在向世界説明“中國從哪來、中國走向何方”；“如何看中國”叢書、“輝煌中國”“大美中國”“人民中國”系列叢書，展現著新時代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成就；“絲路百城傳”叢書，描繪出“一帶一路”沿線上100余座中外城市的性格……如今的中國外文局，已在1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26家駐外機構，與全球30個國家的出版機構合作共建50余家“中國主題圖書海外編輯部”，與波蘭、秘魯、泰國等國合作共建10個中國圖書中心，每年以40余種文字出版近5000種圖書、以13個文種編輯34種期刊，書刊發行遍佈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
時間在繼續，翻譯就會繼續，出版就會繼續，中國外文局的故事就會一直講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