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長征是一場理想信念的遠征，承載著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我們重新再出發——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長征路萬里行’移動直播報道組”來到陜西延安。從吳起縣到子長縣，再到志丹縣，都留下了紅軍勝利的足跡。也是在這裡，紅軍生根發芽，重新出發，將革命推向全國。系列報道《新長征再出發》今天推出《生根》。
央廣網北京8月10日消息（記者杜希萌、李行健、溫超）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立秋一過，吳起的黃昏漸漸有了涼意。站在勝利山下，從小在這裡長大的劉振華還常常想起父親當年在這裡參加的“切尾巴戰役”。
1935年10月，劉振華的父親劉雙林跟隨部隊來到吳起。在與瑞金蘇區相隔兩萬五千里征程的吳起，透過蒼茫的暮色，劉雙林再次看到了“中華蘇維埃萬歲”的標語。劉振華説，只要講起當年的情景，父親就難掩激動。“我父親長征過來到吳起這裡，（看到）都是土窯洞，（墻上）寫個‘中華蘇維埃（萬歲）’‘紅軍勝利’這些標語，就想到當地老百姓對他們很熱情，我父親他們過來穿的都是麻草鞋，這些當地老百姓就給他們拿糧、布鞋。”
《到陜北去》這首歌曲，遠征的紅軍戰士從甘肅哈達鋪唱到了陜西吳起，唱到了陜甘蘇區，一路凱歌，一路希望。
除了起伏的黃土梁和山上的窯洞，這裡都像極了贛南蘇區。時隔360多天，紅軍戰士又回到了他們稱之為“家”的地方。吳起縣革命紀念館原館長呂軍説，當時中央紅軍只在吳起停留十三天左右。但就在這13天裏，紅軍找到了長征一直想找的落腳點。呂軍説：“當時陜北這塊根據地比較大，中央紅軍來的時候首先看到的就是蘇維埃政府的牌子，中央從馬背上下來落了地，真正算回到了革命根據地，我們回到家了。（在吳起）這十三天，是和陜北人民共同戰鬥生活的十三天，也是革命的轉捩點。”
現在因謝子長得名的子長縣，當時還叫“安定縣”。老紅軍薛應德回憶，1935年11月，13歲的他在家門口看著中央紅軍走進瓦窯堡。這座小城，在此後的半年裏，成為中國革命的新“紅都”。薛應德説：“中央紅軍那時候過來，我還看見了毛主席，來了七十多個人，一個長槍不帶。來的時候都是冬天了，穿得單衣（破破爛爛）。”
在薛應德的印象中，那年的冬天很冷。在紅軍到達20多天后，40多名村民趕制出五千多套棉衣，為的就是替紅軍抵擋住黃土高坡上的寒風。王錫牛的奶奶黨玉蘭當年是“縫衣大隊”的婦女隊長。他曾聽奶奶講過，當時他爸爸只有9歲，也跟著跑前跑後，領布料、送衣服。王錫牛説：“組織村裏、周圍的婦女開始做，那時候都是煤油燈，連夜趕，我們還問你們（晚上）看得見嗎？她們説已經習慣了。”
老百姓為什麼跟紅軍特別親？96歲的老紅軍白成寶説，除了多年來劉志丹、謝子長領導陜北人民鬧革命，跟陜北人民建立了血肉深情的基礎外，更因為百姓深刻地感受到，紅軍來自老百姓，為百姓辦實事。白成寶告訴記者：“中央紅軍到陜北來，和老百姓關係好。給老百姓擔水、掃地，老百姓也喜歡。老百姓不擁護，能站住（腳）嗎？站不住。”
沒多久，薛應德和白成寶也選擇加入這支“來自老百姓”的部隊。當年，年齡稍大的薛應德當上了遊擊隊的通信員，而13歲的白成寶成了一名“小紅軍”。
時光飛逝八十餘年，提起曾經的崢嶸歲月，白成寶仍會舉起手，敬一個軍禮。白成寶説：“我是1936年參加部隊的，那個時候跟著安定遊擊隊，那時比較小，才13歲，當勤務兵。連長帶著打仗，那時候沒槍、沒子彈。槍也不好，（步槍）推一下才響一下。”
紅軍就這樣在陜北紮下了根，立住了腳。子長縣文管所所長徐宏偉説，抵達陜北時只剩7千余人的中央紅軍，在瓦窯堡進駐的半年多內，隊伍迅速發展壯大，近3500名青年報名參軍，曾經在中央蘇區出現的“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爭相上戰場”的場面再次出現。徐宏偉介紹：“中央紅軍也在這做了大量宣傳，當地老百姓積極響應，當時那個環境下，咱們這裡就是紅區，肯定是堅守信仰，（很主動地）支援紅軍，平均每兩戶就有一個人參軍。”
陜北，是長征的落腳點，也是革命新的出發點。呂軍説，打破了敵人對根據地的圍剿後，紅軍已經將目光投向全國。“革命從原來的流走到有了根據地，開始研究革命新的起點出發。革命的大本營要放在陜北，把革命一步步推向全國。”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徐宏偉説，“迅速開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面”被確定為革命的新任務，“從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以後，黨中央為了貫徹落實，把中華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從‘人民’這兩個字就能看出，中國共産黨是要爭取更廣泛的抗日民族力量。”
從江西出發的紅軍戰士，已離家萬里之遠；在陜北參軍的紅軍戰士，也踏上更遠的征途。勝利山下，劉振華還記得與父親的對話：出征，為了全中國的解放。劉振華説：“紅軍長征過來，就是勝利了，勝利了就是高興，我父親説他們就是為了解放全中國人民，（要把）人民都要解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