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70年披荊斬棘，70年風雨兼程。一路走來，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無論是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這都是一部感天動地的奮鬥史詩。從今天開始，中國之聲推出大型主題報道《壯麗70年奮鬥新時代——足跡》，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廣50多名記者深入偏遠鄉村、城市社區、工程現場、科研院所……蹲點調研，充分展現一個古老民族的現代化傳奇，充分體驗新征程上人民的奮鬥精神。
第一篇
《西柏坡：脫貧致富“趕考路”》
地點| 河北西柏坡
採訪者| 李行健
習近平：“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的時候，毛澤東同志説是‘進京趕考’。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比以前更加嚴峻複雜了，應該説，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
西柏坡紀念館前，“趕考”二字十分醒目。圖/西柏坡紀念館
滹沱河在太行山脈轉了幾道彎，才終於遇到華北平原，從此一路向東、滾滾而前。這個轉捩點位於河北省平山縣，革命聖地西柏坡就在這裡。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離開西柏坡，趕赴北京，毛澤東形象地將其稱為“進京趕考”。
我這次的調研採訪就從當年中共中央領導人“趕考”的起點——西柏坡村開始。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來到西柏坡，但每一次都會忍不住感嘆。如今的西柏坡村早已經不是人們想像當中的北方鄉村模樣，柏油路環村而過，家家戶戶住上二層、三層的小樓，街道整潔乾淨。整個村子坐落在崗南水庫邊，遠遠望去，仿佛一艘停泊的江南畫舫。
閆文進：“你看現在農家樂複式二層的小樓，三層四層的，而且裏面裝備的也非常豪華，有的可能都達到三星四星的標準了。”
西柏坡村的老村幹部閆文進。攝影/閆金楓
閆文進是我在西柏坡見到的年紀最大的村幹部。一説起村子的變化，他就忍不住打開了話匣子。他告訴我，秀美的崗南水庫如今成了西柏坡村景觀的一部分，但1958年修建時，村裏的老百姓卻不得不放棄滹沱河畔的優田沃土、搬上了如今的山梁坡地，全村僅有的幾十畝地打不出夠吃的糧食，西柏坡村曾經過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苦日子。但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西柏坡村換了新思路。
閆文進：“這村裏變化大，其實就是村民圍繞著西柏坡紅色旅遊市場，大夥兒掙了不少錢。1990年以後，來的人可就多了。”
無人機航拍崗南水庫。攝影/李行健
西柏坡村徹底解放了思想，紅色旅遊讓家家戶戶脫了貧、致了富。走在西柏坡村，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景區和村莊已經有機融為一體，景區的規範化管理和村莊的發展建設同步提升，互相促進。
紅色旅遊的確是鄉村發展、脫貧致富的巧路子，可西柏坡村所在的平山縣，並非每個村都有西柏坡這樣的紅色旅遊資源。全縣八成以上的地區和西柏坡一樣山多地少，貧困村就有260個，全縣去年剛剛整體脫貧。那些大山腹地的貧困村，脫貧致富的路子又怎麼走呢？帶著這個疑問，我調研採訪的下一個點選擇了南文都村。
道路難通
舊思路更難通
無人機航拍河北省平山縣南文都村，與崗南水庫邊的西柏坡村僅有一山之隔。攝影/李行健
這裡和西柏坡直線距離不到4公里，然而我們進村卻要沿著山腰兜十幾公里的大圈子。
張端樹：“就是這條路，這是西柏坡到駝梁的旅遊路，正好過我們園區。”
照片左下方是正在修建中的西柏坡到駝梁的旅遊公路，從南文都村穿過。攝影/李行健
跟我一路同行的是南文都村駐村第一書記張端樹，他開玩笑説，這也是他作為駐村第一書記的一條扶貧“趕考路”。
南文都村村支書范明平：“最難解放的就是老百姓的保守的觀念……”
南文都村駐村第一書記張端樹。攝影/李行健
來做駐村第一書記之前，張端樹是石家莊市工商聯的幹部。他告訴我，扶貧幹部跟農民一樣，首先關注的就是“土地”。而南文都村是典型的人多地少村，全村204戶，每人平均耕地只有0.64畝。所以一開始，他壓力很大。但經過反覆調研，他發現南文都村臨著滹沱河的支流文都河，山裏溫差又大，適合種植葡萄。他和村裏的老支書范明平一起合計，提出了村企合作，經營葡萄産業園的扶貧思路。但這考試的第一關並沒有那麼容易過，村民捨不得把地流轉給企業，覺得沒有了地哪還叫農民？
張端樹：“剛開始他們也轉不過來彎，來了以後我們天天就是聊天、講政策，還有企業家過來以身説法。企業也是帶著資金來的，而且我覺得我們南文都位置好……”
無人機航拍南文都村建設的魚塘。攝影/李行健
南文都村村口的標語，“脫貧致富快全靠産業帶”。攝影/張曉琳
在交談中，我發現，張端樹十分習慣地把南文都村稱為了“我們村”。可是，扶貧幹部一頭連著老百姓，一頭連著企業，幾天的採訪中，張端樹常跟我提起：企業也不是來做慈善的，扶貧也不是慈善活動。企業是這場考試的第二關。
張端樹：“我記得我們前期跑項目的時候，每天來很多人，走一趟，來了就看，挺高興，可回去就沒音信了，總會遇到這些事。包括我們後來弄村企合作這個項目，你讓人家捐，人家肯定不會捐，憑什麼每天給你捐錢，所以就得有一種思路。”
是農民
也是員工和股東
張端樹説的思路就是企業和老百姓共同入股，雙方的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老百姓踏實了、想通了，企業也少了麻煩。村裏平整出的400畝土地，如今都種上了葡萄。
南文都村的葡萄園，還在等待葡萄生長。攝影/張曉琳
張端樹：“老張！”
張端樹喊的老張就是請來的企業家張寧。
駐村幹部許奉華：“你看你現在不像個老闆，像個農民！”
初春時節，葡萄架還在等待紫色的點綴，葡萄産業園的董事長張寧正在地裏盯著施肥的進度。
張寧：“今年葡萄進入豐産期，因為農業‘三年之癢’麼，前景、收益都是很不錯的。現在信心滿滿。”
企業家張寧對南文都村未來的發展很有信心，身後就是他投資建設的葡萄園。攝影/張曉琳
園區技術員給來打工的村民示範著翻土的技巧，園區裏多是四五十歲的村民，如今他們的身份不再只是農民，還是員工和股東。
張寧：“老百姓有土地(流轉)的租金、園區打工的薪金、還有一部分入股的有股金(分紅)。 ”
園區技術員蘇和平(右一)給來打工的村民示範翻土的技巧。攝影/張曉琳
老百姓不再把“雞蛋”放在靠天吃飯的一個籃子裏，也不用離土離鄉進城務工，三項收入加起來每年每人平均能掙五六千塊，就連鄰村的老百姓也來到南文都村找活計了。
種葡萄村民：“在(城裏)也就掙2000多，在火車站打掃衛生。還不如在家裏。我娘家也是這個村的，回來還能照顧我娘。”
鄰村村民范梅梅在施肥。攝影/張曉琳
上一場考試是脫貧
下一場考試是致富
村企合作，共同致富，我以為南文都村的脫貧路已經趟好了，脫貧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可是張端樹告訴我，在貧困山區，致貧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貧困的治理還需要集體的力量。村裏最後一個貧困戶名叫范來生，今年62歲，手有殘疾，幹不了重活。去年在村集體的幫助下，他才實現了脫貧。
我們來到范來生家時，他新修的南房已經只差安到府窗。
范來生(左一)在和記者聊天，他的女兒趁著假期回來看他。攝影/張曉琳
張端樹説，發展才是道理，這幾年村裏搞産業扶貧，村集體才有了錢。范來生養病和女兒上學的錢，都是村集體掏的。范來生也把扶貧資金投入了合作社，每年的分紅也是筆可觀的收入。
駐村書記的任期一般是兩年，張端樹跟范來生説再見，范來生還以為他要離開南文都村，急忙追了出來。
張端樹：“來生，走了啊！再見！”
范來生：“可不許走。”
張端樹：“我就要走了啊。”
范來生：“哎呀，張書記現在村裏人都不讓你走。”
張端樹：“你不讓我走我就不走了！”
范來生：“可不許走啊。還要再幹三年。”
張端樹望著遠處正在修建的那條公路和我説，上一場考試是脫貧，下一場考試是致富，他還有很多目標沒有實現。
張端樹：“兩年時間到了以後，我感覺這個地方我的目標還沒有完成。目標沒達到，我就不收兵。”
脫貧之後，范來生還在新修的屋子前種了一株蘋果苗，嫁接在拇指粗細的砧木上，小苗剛發芽，要靠綁上鋼筋才站得住。
范來生：“去年栽的，才發芽，三年吧，三年就能結蘋果，以後再來我家吃蘋果啊！”
范來生看著他的小蘋果苗，身後是新修的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