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因為我的英語相對好一些。”在被問及如何能從科研工作者中脫穎而出，被選中首赴南極科考時，董兆乾謙虛地説。頭髮花白、精神矍鑠，言語間時不時爆出一串爽朗的笑聲，這就是董兆乾，他是最早登陸南極的中國科學家之一。
1990年冬，董兆乾在南極中山站站長室辦公
大學時代，董兆乾學的是物理海洋學專業，主修第一外語是俄語。後來，他硬是憑著幾年的努力攻下了英語。1979年，澳大利亞政府邀請中國派兩名科學家參加他們的南極考察隊時，國家海洋局得到一個名額。經過幾個月的選拔，董兆乾從國家海洋局2萬個候選人中脫穎而出，並最終與中國科學院的張青松一道組成極地考察二人組，董兆乾任組長。當年，董兆乾40歲。
在首次南極考察中，按國家預案要求，董兆乾作為考察小組的負責人與張青松認真地考察、收集到有關南極的大量參考材料。回國後，他們向國家提交了5萬多字的綜合考察報告，為我國組織南極考察、派出首次南極考察隊和制定建立南極考察站計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90年冬董兆乾在阿門達灣觀測帝企鵝
“一望無際的冰原，遮天蔽日的鳥群，一個好像只在童話裏才有的神秘大陸就在我的眼前，我當時就想，這輩子我是離不了極地考察了。”與首次踏上南極大陸人的心情一樣，當董兆乾第一次乘“大力神”飛機踏上南極大陸時，他充滿了驚奇與驚嘆。放眼萬里藍天冰雪，他不顧身處險境，甚至在強暴風雪中，匍匐外出，趴在冰面上，拍攝了很多震撼人心的景觀。這些鏡頭後來成為我國第一部反映南極的紀錄片《初探南極》中的主要素材。
1981年，當董兆乾再次奔赴南極考察時，與第一次坐飛機的待遇不同，這次南極考察是乘“內拉丹”號船，總噸位僅2206 噸的考察船在海上遇到風暴，最高風速達每秒近80米（相當於13級風），當時船緊閉艙門，在海中搖滾了七八個小時。經歷這番險情後，一般人可能再也不想“光顧”南極了。
1980年12月董兆乾在內拉丹號海洋考察
“心中有信仰，行動有力量。”國家需求就是自己的使命與擔當，為了祖國的南極事業，董兆乾一而再，再而三“身赴險境”。
1984年10月底前，建設南極科考站的物資和科學儀器設備共計500噸，全部運抵上海，裝進了“向陽紅”10號和J121船的船艙。南極氣候惡劣，對建站物資和科學儀器設備的品質要求也特別高。比如，對建站房間的要求是：防寒、保溫、抗風、防火和防雪埋，所以房屋的建築材料都是雙層鋼板內夾聚氨酯泡沫塑膠。建築是組合式的，鋼板在-50℃~-60℃的情況下也不能開裂。
室外包裝箱作為餐桌就餐
作為中國首次組建的南極考察隊的副隊長，董兆乾肩負著制定物資設備的裝運、卸載、建站和科學考察等系統工程計劃。南極的“夏天”只有11月到翌年3月短暫的4個月時間，也就是説，他們必須在1985年2月底以前完成建站並撤離南極，否則不抗冰，也不能破冰的船就要被凍住，無法離開。
在邊卸貨邊建站的前16天，沒有暖氣，缺乏機械，大部分工作全憑人力，董兆乾與隊員們爭分奪秒，每天勞動17個小時左右，而他作為被指定的卸貨和建站的現場指揮員，每天能睡兩三個小時就很不錯了，被隊員們美譽為“半夜雞叫”或“老周”。
董兆乾在南極中山站冬練
1985年2月20日，中國第一個南極科學考察站——長城站勝利落成。中國首次南極考察建站凱旋，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國家審時度勢，及時作出決定，建設中國極地研究所。
同年，國家海洋局和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把董兆乾從杭州海洋二所調到上海，任命他為籌建處主任，籌建中國極地研究所。之後，董兆乾將所有精力放到培養極地人才上。新建的研究所無力競爭科研項目，單位經費緊缺，無力支援人才培養。董兆乾利用國際資源，選送年輕的科技和管理人員去國外參與合作，培養了一批年輕的極地科學家、學術帶頭人和管理人才。董兆乾説：“現在我雖然退休了，但每次回到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看到當年培養的那批年輕人才正在關鍵崗位上發揮著作用，心裏特別欣慰。”
董兆乾認為，研究所所長的科研能力是本份，是根基所在。在1989年至2001年間，他連任三屆所長，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基本建設和極地科學研究。他一心撲在科研第一線，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極地事業由弱到強，他的科研水準從“漸入佳境”到“爐火純青”。
當前，我國在南極的考察、支撐和科研能力，從原來的南極半島到東南極直到現在能夠到達只有少數國家能進入的最困難的冰原最高點地區，幾乎覆蓋整個南極。董兆乾自豪地説：“研究南極，對於中國研究全球氣候變化，提升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我國極地科學研究的部分領域，已達到國際領先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