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沿海港口航標設施還比較薄弱,船舶快入境口時,船員拿著望遠鏡尋找航標,在漆黑一片的大海上,只能看到一個針頭大的亮點在閃。那就是當初的航標。”談起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沿海航標發展的情況,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原副局長鄭和平飽含深情地回憶,“1984年,交通部提出‘讓航標燈亮起來’,進而提出了‘使航標成鏈’的工作目標。經過幾代航標人的努力,我國沿海航標燈亮起來之後,不僅數量增加,效能增強了,其他導助航設施也得到了發展,海員的安全感更強了。”
航標亮起來,只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航海保障發展的一個縮影。回顧我國航海保障40年的發展歷程,鄭和平説,“從初期助導航能力的完善到後來的進一步提升,再到綜合服務能力的增強,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並以國家的逐步強大為基本前提的。”
讓航標燈亮起來
一個國家港口航標的設置和管理水準,直接體現出這個國家航標管理部門的能力,很多時候甚至代表這個國家的形象,因為外國船舶到達一個國家時,首先看到的往往是航標。鄭和平笑著説:“在外行人看來,那也許就是很普通、很小的一個東西,但是它對於船舶航行卻有很大作用。”
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初,為適應港口海運業發展的需求,最早發生改變的就是航標。
根據航標發展的需求,我國開始引進國外先進的航標技術和設備,陸續優選進口了先進航標器材,安裝在沿海幹線航道和重要港口水域的重要部位,使沿海航標真正亮起來,有效地保障了國內外船舶在我國海域航行的安全。
“上世紀90年代,我國航標在前期佈局完善、基本覆蓋的基礎上,開始進行技術提升。”在鄭和平看來,我國航標建設進入了“引進、消化、吸收創新”三大階段。他介紹:“有關航標運作維護部門和科研生産單位通過消化、吸收、創新,目前我國已經能生産與同類産品具有同等性能和技術指標的各款燈器、雷達應答器等航標設施。一些技術發明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準,比如研製成功的大型智慧化航標旋轉燈器。”
新光源、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使航標的可靠性和助導航能力進一步提升。“早期的航標燈用的是笨重的蓄電池和白熾燈泡,後來改用發光二極體、太陽能光電系統。這樣既保證了航標的使用壽命、節能環保,又提高了工作效率,還為加裝其他助航器材和遙測遙控提供了條件。”鄭和平説。
“在測繪方面,引進了海道測量生産數據庫。”通過儲存匯總數據,無形中就把海道測繪數據進行了綜合管理,可以根據需要生産産品。鄭和平打了個比方:“以前繪製港口航道圖就像做工程圖紙,要一幅幅畫。現在,依靠數據庫,隨時就能做出來,而且可以同時繪製不同比例、不同形式的航海和專項服務圖紙。”航保服務形式的多樣化,為港航生産效率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以前,我們掌握一艘船舶的情況,需要船舶報告。比如,船舶入境口,要先預報什麼時候進港,港口、調度和海事等相關部門再進行相關安排。現在,只要船舶裝有自動識別系統(AIS),我們就可以從數據平臺知道來往船舶的航行動態及船舶的基礎數據。”鄭和平説,AIS的誕生,使船舶航行進入了電子化、資訊化時代。“近年來,從船載AIS到岸基AIS臺站,船舶數據中心逐步建立,助導航、海道測繪和通信實現融合發展,打造了綜合航海保障服務平臺,為海上作業和船舶航行提供更加優質和安全的服務。”鄭和平説。
工作人員商討虛擬AIS航標配布方案 。
人民有所需 航保有所應
人民有所需,航保有所應。鄭和平回憶:“進入21世紀,隨著交通運輸部提出方便群眾安全便捷出行的號召,航保部門迅速行動,加大了島嶼區、群島區的航標建設力度,同時,提升了船舶航行要素的收集與管理系統,進一步豐富了港口航道圖和相應的航海圖書資料,便於公眾掌握相應的航海資訊。”
改革開放以來,航保的應急能力迅速提升,參與了許多重大突發事件的應急掃測。無論是颱風等自然災害造成的大規模損失測定,還是內河、大洋的沉船、航空器記錄儀搜救,都發揮了積極作用。鄭和平驕傲地説:“在國外,沒有哪家海道測量機構能隨時從事這方面的事情,這是中國特色。”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在確保傳統航海保障工作的基礎上,我國航保部門積極作為,主動與各相關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科研院所、有關電子導航産品製造商等單位合作,研究開發高品質、快捷化、差異化、定制化的航保服務産品,為海事監管、港航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其中代表性的産品有E航海系統、AIS資訊服務平臺和電子航海儀器的推廣和使用等。
“隨著資訊化技術的發展,通過發展E航海系統,在船上和岸上,收集、綜合、交換、顯示和分析航行要素和海事資訊,以增強船舶泊位到泊位的全程航行能力,增強相應的海上服務、安全和保安能力以及海洋環境保護的能力。”鄭和平説,“洋山深水港區E航海示範工程,就是航保部門為上海洋山深水港區量身定制的服務産品。”先進的定位、導航和資訊服務等技術手段,化解大型船舶操縱和自然天氣不良情況下船舶安全航行等技術問題,為往來洋山深水港區的世界各大航運公司提供便利,服務於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核心競爭力和安全保障能力。而長江口E航海示範工程,則保障了長江口深水航道邊坡水深利用工作的安全有效開展。
“社會公眾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AIS資訊服務平臺上自行組合查詢,了解船舶實位、航速、船名、船舶尺度等相關資訊。”鄭和平表示,這都歸功於2015年2月AIS資訊服務平臺正式上線運營並向社會公眾公開。“這一平臺將船舶AIS數據與船舶登記資訊、船員動態資訊、船載危險品資訊相融合,拓展了傳統AIS數據應用。”
“海e行”App。
“電子航海儀器的使用,帶動了電子海圖的發展。”2006年,中國海事電子海圖發佈系統建成並開始使用,實現了電子海圖網上發佈。鄭和平介紹,航保部門依託電子海圖已經上線App,更方便快捷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比如,東海航海保障中心與有關單位聯合推出了“海e行智慧版”App,實現了“讓電子海圖到手機”、電子海圖瀏覽、航線繪製、海上定位及導航等功能,用戶能夠線上或離線下載電子海圖,實時獲取定期更新的港口、島嶼、礁石、水深、航標等航海數據,在移動端實現電子海圖瀏覽、下載、航線繪製、導航及航跡查詢等功能。
國際航標界迎來首位中國主席
“航保要為中國籍船舶航行到世界各地提供服務,為在中國海域航行的所有船舶服務。”2000年,鄭和平任交通部海事局航保處處長,這句話成為了他工作的動力和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從跟蹤國際公約、國際標準,到積極參與國際組織活動,逐步提高話語權,再到主動作為,用我們的經驗影響國際組織相關標準的制修訂,中國力量一步步彰顯。
回顧改革開放之初,鄭和平告訴記者:“中國雖然已經恢復了在國際航標協會(IALA)的活動,但在國際航標界還基本聽不到中國的聲音。直到中國對國際航標協會海上浮標系統‘A’制式的採用,才逐步走上航標業界國際交流的舞臺。”
“2006年,第十六屆IALA大會在中國上海浦東國際會議中心召開,時任交通部海事局領導當選IALA理事會主席,這是IALA自成立以來,也是國際航標界迎來的首位中國主席。”在鄭和平看來,這次會議意義很大,表明我國航保事業的飛速發展,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
國際培訓合作也是中國航保“走出去”的一大亮點。2015年以來,交通運輸部海事局與IALA合作,至今已舉辦了6次國際一級航標管理人員培訓班。鄭和平介紹:“這是國際上唯一一個有實體承載的IALA培訓班,在這裡,學員除了可以參加專題講座、案例分析、技術交流,深入學習海事國際公約與標準、綜合航海知識、海上導助航設計與管理、海上導助航前沿技術等專題之外,還可以去實訓基地開展技術考察與實踐培訓,學習中國航保發展的經驗。”
為國際學員演示模擬航行。
培訓班的開辦得到了國際航標協會的高度認可,同時也獲得了學員的一致好評。鄭和平回憶起學員對國際一級航標管理人員培訓班的評價説:“學員們認為,這是‘一帶一路’各國相互學習、促進合作、交流思想、分享經驗的好平臺。”
通過開辦國際培訓班,有效加深了各國航標管理和技術人員對中國多層次海上導助航體系的認識,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航行安全保障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鄭和平説:“開辦培訓班,不僅搭建了溝通交流的平臺,還提供了遵循國際規則開放合作的範例。長期以來航保部門還積極開展航保領域國際多邊雙邊合作,參與了馬六甲海峽航行安全的有關合作項目,包括航道測量,印尼海嘯後燈塔航標的恢復等;幫助瀾滄江—湄公河沿岸國家開展航行安全的項目,把我國在AIS應用中的成型經驗,逐步應用到四國通航、資訊互通、航行安全等方面,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
“北斗的應用,也是我國‘走出去’的重要一步。”鄭和平説,“2014年,國際海事組織海事安全委員會在第93和94次會議上,分別通過了船載北斗系統的接收機設備性能標準和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在航海界可以應用的文件,在程式上完成了我國北斗系統在航海領域應用的相關工作。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成為繼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格洛納斯衛星導航系統(GLONASS)後的第三個全球衛星導航系統,服務世界航海用戶;今年9月搭載中軌道搜救系統載荷的北斗衛星已經發射升空,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北斗可以為全球用戶提供遇險報警及定位服務,為搜救提供技術支援。”與此同時,國內也開展了北斗沿海地基增強系統的建設,包括改造沿海22座差分臺站實現北斗差分信號的播發,以及在沿海建設北斗CORES站等,向廣大用戶提供高精度定位服務。
“改革開放40年,航海保障取得了跨越式發展。在踐行交通強國、海洋強國等國家戰略的進程中,航保人定會作出新的貢獻,建立起強大的航海保障能力,不斷擴展航海保障的服務領域,為航運産業和海洋經濟發展提供智慧航保服務,真正實現‘讓航海者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可以享受到所需的航海保障服務’。”訪談結束時,這位老航保工作者對未來的發展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