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周邊高樓大廈鱗次櫛比。
1983年，正在建設中的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一枝獨秀”。
改革開放40年來，深圳從小漁村變成大都市，創造了城市發展的奇跡。這座因改革而生的城市，承載著“殺出一條血路”的特殊使命，從誕生之日起，就用一次次“不可思議”為神州大地送去一個個驚喜。其中一個奇跡，就是在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的建設中創造了“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
上世紀80年代初，為滿足紛至遝來的市內外單位的辦公需求，深圳決定在當時國內沒有超高層大樓建設先例的情況下，建設一座在全國乃至亞洲都數得上的標誌性建築。
1983年，國貿大廈主樓開建。在施工方的大膽創新下，這座53層大樓主體標準層的建設從最開始的7天一層，提升到5天一層、4天一層，從第30層開始，創造了持續3天一層的空前高速度，躋身世界建築業的先進行列。而同時期，香港的最快速度是5天一層，美國的最高速度是4天一層。
今天，位於深圳主幹道旁的國貿大廈已經毫不起眼，但談到當年其建成引起的轟動和帶來的影響，時任國貿大廈承建方物業公司經理的馬成禮依然心潮澎湃。
“當時，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平均每週都會播發一條關於深圳的新聞報道，畫面中最常出現的就是這座正在一天天長高的‘中國第一高樓’。‘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有力地回擊了那些對改革初期的深圳缺乏信心的論調，既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也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熱情。當然，國貿大廈‘神話’的背後，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馬成禮回憶道，“當時面臨著‘基礎設施匱乏、設計理念落後、技術工藝不足、建設資金短缺’四大難題。”
作為特區成立後首批進駐的基建工程兵，彼時深圳的基礎設施匱乏得讓馬成禮們至今記憶猶新：整個深圳市區其實還是原來寶安縣深圳鎮的規模，鎮上只有一條200多米的小馬路，大載重車開不進去；只有一個供本地2萬人用水的小自來水廠；通訊方面只有區區幾百門小交換機；原來的鎮醫院也只有十幾個床位。
在這樣的條件下建設“中國第一高樓”，艱難程度可想而知。當時各方能做的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建設之初，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設計問題。
當時，國內工程建設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以設計為主體來確定建設方案的理念。參與建設國貿大廈的各方打破了這一傳統，成立了四方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先後考察了國內外多地，大膽地做出了將國貿大廈增高到53層、把外墻改為玻璃幕墻、引進觀光電梯、在頂層增加中餐旋轉餐廳以及直升機停機坪等一系列國內尚無先例的決定。
設計方案確定後，技術工藝上的難題依然橫亙眼前——國貿大廈建設中擬採取的“滑模施工”工藝在國內尚未被大規模使用，此前該工藝在項目實際試驗中也遭遇了數次失敗。
工期一天天臨近，再不開工，大廈將無法按期交付使用。
施工方頂住壓力，冒險用外匯券從香港採購了一批先進設備，新設備運到的當晚就連夜開展滑模試驗。在“邊建設邊鑽研”的情況下，施工方經過整整4個月的技術攻關，才確保國貿大廈工程建設越幹越順，速度越來越快。
就在工程建設如火如荼之時，資金短缺問題又凸顯出來。建設之初，雖然市政府無償劃撥了地皮，各單位也認繳了部分集資款，但後期由於國貿大廈改進設計，導致建設預算增加，後續資金和外匯只能自籌。
為籌集到足夠資金，承建各方想盡了一切可行的辦法，最終為國貿大廈的建設籌得了上億元資金。
“‘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作為一個時代快速發展的符號，並不是由哪個人或哪個單位創造的，靠的是改革開放的政策，靠的是特區人民‘敢闖敢試’的精神，靠的是參加建設的工程技術人員與施工工人的拼搏努力和實幹。”馬成禮感慨道。
退休後，馬成禮和家人經常到他曾參與建設過的那些大樓逛一逛，但去得最多的還是國貿大廈。他坦言：“當年雖有預期，但還是不敢想像今天的深圳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當年的‘深圳速度’主要是指深圳工程建設之快，而如今的‘深圳品質’則顯示了深圳經濟發展的強大活力與可持續性。”
馬成禮説，希望將來的深圳能“更上一層樓”，在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繼續當好“排頭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