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12月18日電 4位“大家”，40年立法崢嶸路
新華社記者王琦、陳菲
大雪節氣的北京，寒風凜冽。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議室裏，卻溫暖如春，氣氛熱烈。
這裡正在舉行的，是改革開放40年全國人大立法與改革採訪座談會。座談會主角，是40年中國立法進程的四位親歷者：
楊景宇，十屆全國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員；
胡康生，十一屆全國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員；
喬曉陽，十二屆全國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員；
張春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原副主任。
“四位元老級的立法巨匠，親歷40年來法治建設歷程，參與或見證了重大決策和重大立法。”
面對現場25家媒體記者，主持人、人大制度理論研究會副理事長李連寧的介紹，讓大家倍感期待。
四位年齡加起來超過300歲的“立法巨匠”，精神矍鑠，40年人大立法的點點滴滴，在他們中氣十足的話語中，像一幅畫卷，鋪展開來。
今年82歲的楊景宇老人，曾親身經歷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開局。
他介紹，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一成立，就著手制定當時急需的七部法律：選舉法、地方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刑法、刑訴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當時條件真苦啊，熱情卻真高啊！沒有電腦，打字員就用咯噔咯噔響的設備打字，人大機關沒有印刷廠，我就淩晨送到公安部那邊去印刷，告訴他們早上8點前要送回人大。”他説，那段歲月，只爭朝夕。
1979年，這七部法律在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通過。由此，全國人民都看到了嚴格實行社會主義法治的希望。
“難忘開頭啊，我印象最深的，永世難忘的，就是我們改革開放後民主法治從什麼地方開始！”楊景宇説完，大家不由地鼓起掌來。
如今，對專利的保護，已是全社會的共識。
然而，參與起草專利法的張春生介紹，20世紀80年代起草該法時，情況卻並不那麼簡單。
“有反對的聲音，理由是不立專利法，就能‘一家花錢引進，百家使用’，為此，當時有位同志寫了很長的論證文章，立論就是不搞專利法。”
後經多方努力，專利法于1984年審議通過，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
“當時的世界智慧財産權組織總幹事鮑格胥説，中文真奇妙，用六十幾個條文把三個專利説清楚了。”説到這，張春生難掩興奮，“這個法實施第一天，國內外申請就達3455件。”
刑訴法作為國家的基本法律，也是改革開放後制定的第一批法律之一，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由於時代發展，1979年審議通過的法條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不適應的情形。
“當時有個案例，收容所的警察都換了好幾個了，被收審的人還關在那裏，因為關的時間太久，結果誰也弄不清楚這個人為什麼被關進來。”曾參與90年代刑訴法修改的胡康生説。
疑罪從無，取消收容審查制度，改革法院庭審方式……修改後的刑訴法，體現了現代法治理念。
“當時領導出訪，聽到好幾個國家的立法機關都在稱讚中國刑訴法的修改是人權、法治的一大進步。”胡康生介紹，隨後立法機關又趁熱打鐵，于第二年修改了刑法，確定了罪刑法定、罪刑相當等原則，取消了三個“口袋罪”……
“改革開放40年，我參與立法工作只有35年，比他們資格都淺。”喬曉陽以這句自謙的話，開始了他的講述。
他用“神仙打架，小鬼遭殃”這句俗語來形容立法法通過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打架的情形；
用 “鴨子浮水”來比喻曾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法監督權的情況；
用“既好看又好吃”，來講穩定性、可行性、前瞻性相結合的立法技術；
……
在講述那段“民告官”立法的經歷時，他還請坐旁邊的楊景宇“出馬”：“景宇同志親身參與了當時的立法，請他來講一講。”
據楊景宇介紹，上世紀80年代初，在制定海上交通安全法時，涉及港監部門能不能成為被告的問題。當時的一位交通部領導説，他在海上跑了多年，當過大副、船長，美國、日本港監部門的行政處罰都是不能告到法院的。
“為此，我回家連夜查國外的資料，發現那位領導講得不對，是可以告到法庭的。”説到這，老人還舉了舉他帶來的資料。
眼看著時間已近中午，主持人提醒了一下時間。但很想把故事都透露給記者的楊景宇老人説：“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囉唆，但我保證20分鐘內講完，給大家吃飯的時間。”
在場的記者們發出了會心的笑聲。老人講了整半個小時，但大家仍聽得入神。
提問環節，幾位講述者凝神傾聽，把記者的問題一一記錄下來。鉛筆尖在紙上快速劃過的聲音，在會議室裏聽來格外清晰，他們的回答也如法條般條分縷析。
一天採訪結束，走出大會堂時，已是華燈初上。
回味這一天，意猶未盡。記者聽到的，不僅是40年法治進程中閃耀著智慧光芒的立法故事，更體會到了立法人身上的那種嚴謹細緻和澎湃激情。
在幾輩立法人不懈努力下，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立法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並且不斷完善發展。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各個方面實現了有法可依。
“改革永無止境，立法也是這樣，相信我國的法律體系會處於不斷完善過程中。”喬曉陽對新華社記者提問的回答，讓我們看到了法治進步的未來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