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國土資源管理大致經歷了4個階段：1978年，農業大包乾開始釋放土地生産力;1998年～2001年，城市改革持續跟進，1998年原國土資源部成立，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開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對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論斷。
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1978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只有156美元，低於孟加拉國和馬拉維，位列世界131位;而今年預計達到1萬美元，40年間增長64倍，堪稱大國奇跡。改革開放前，我國國力孱弱，國土貧瘠，造林播綠進度緩慢，1978年全國森林覆蓋率只有12.70%，年均增長0.15個百分點。改革第一階段經濟開始起飛，國土經濟密度提升，同時出現資源“瓶頸”;第二、第三階段經濟提速，GDP連年晉級，而資源環境承壓過重;第四階段進入新常態。經濟高速增長36年，國土需要調理整治、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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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間，國土經濟密度提升、品質優化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國土經濟發生了幾個重要變化：
國土經濟密度大幅度提高
據世界銀行統計，2002年世界經濟體財富承載密度的情況是：世界絕對平均值為200萬美元/平方公里，美國平均值為1000萬美元/平方公里;而我國平均值為100萬美元/平方公里，相當於美國的1/10、世界的一半。改革第三階段尾聲(2016年)，世界經濟體財富承載密度平均值為496萬美元/平方公里，增長1.5倍，美國平均值為1872萬美元/平方公里，增長近1倍，中國平均為1145萬美元/平方公里，增長10倍多，相當於美國的3/5，世界平均的2.3倍。
考慮到我國國土非均衡性強，陸域“有效國土”面積只有美國的1/2，GDP主要集中在東半部，國土經濟密度也可以算成2291萬美元/平方公里，已超出美國近1/4，但不足以抵衝美國陸基國土以平原為主0，相對均衡的優勢。
泛東中部一體化
“泛東中部”包括東北和近西部地區，泛東中部一體化包括三項內容：東半部第二、第三地形臺階一體化，沿海省、近海省一體化(共用海洋權益)，港口、近緣腹地一體化。東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繼續領跑，中部崛起勢頭強勁，近西部與中部的差別縮小，同時東北三省經濟回暖但後勁不足。以東、中部為重點，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近年已建成系統規模最大、可再生能源並網能力最強的國家混合電網，五縱七橫高速公路、八縱八橫高速鐵路網，規模不斷擴大、模式不斷創新的網際網路以及連接規模佔全球一半以上的物聯網，促進一體化進程中的國土四通八達、相互感知。這部分相對均衡的國土承載我國80%～85%的GDP，是“富強中國”之基。
低碳能源覺醒
近40年我國産銷原煤近800億噸、水泥300多億噸，規模和密集度空前，對岩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等擾動巨大。2006年，“十一五”規劃綱要首提“節能減排”，體現能源政策的成熟。2017年我國石油消費量5.9億噸，位列世界第二，國內産量世界第五，為1.9億噸，在低油價背景下石油對外依存度68%;天然氣消費量世界第三，為2352億立方米，國內産量大幅增長，達到1500億立方米，對外依存度36%。逐步扭轉了以煤炭為主力能源的局面，預計到2020年煤耗佔能耗比重從70%下降到58%，2030年下降到55%。
2013年，國內光伏市場井噴。到2017年底，我國累計光伏裝機容量130吉瓦，約佔全球的30%，新增和累計裝機容量均為世界第一。光伏産品在國際市場佔主導地位和領先水準。
本世紀特別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間，可再生清潔能源光伏、風力發電和地熱利用(建築供暖、製冷，溫室種養等)快速發展，後來居上。據估計，我國擁有全球約1/6的地熱資源，地熱能發展潛力巨大，但地熱發電裝機不足。
始於改革第二階段，中國地質調查局、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産資源戰略研究中心歷年編纂的《中國能源與礦産資源安全動態評價與決策支援系統建設項目》成果報告起點較高，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期待土地、海洋、測繪行業也有高檔次、成系列的戰略安全研究成果問世。
國土生態建設啟動，基礎設施建設登頂
世紀之交，我國的生態環境事件頻發：1996年~1997年，2001年～2002年淮河水污染兩度進入最嚴重時期，1997年創記錄的黃河斷流、1998年長江大洪水、2000年大範圍空前頻繁的沙塵暴，警醒我們生態環境保護已成為我國國土管理、建設至關重要的問題。1999年我國在長江上游、黃河中游試點退耕還林，2000年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直至“十二五”提升到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十三五”規劃“兩屏三帶”生態安全戰略，也是國土空間開發的重要戰略任務和發展內涵。改革開放的後20年，在大規模生態建設中，森林覆蓋率提高8.96個百分點，達到21.66%(2017)，年均增長0.22個百分點，且增速還在加快中。
同時，我國的綠色礦業相繼興起。目前已有661家礦山企業獲得了國家級綠色礦山試點單位的稱號，這也是中國礦業聯合會新的建制基礎。順應現代礦業發展潮流，中礦聯聯合有關方面成立了“綠色礦業發展戰略聯盟”，還正在組建“智慧礦山戰略聯盟”，貫徹落實新理念，探索動態恢復治理新模式，實現了顛覆性的重大轉變。中國的綠色礦業有了新希望。
在生態建設如火如荼的同時，基礎設施建設已然登頂。我國作為高原山地大國，降低物流成本至關重要。改革之初就有“要想富，先修路”之説，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改革第一階段後期蓄勢待發，總體滯後，第二階段開始全面鋪開。國際諮詢工程師聯合會(FIDIC)自2013年成立百年之際開始，每年評選一次全世界工程建設領域的傑出項目，被稱為“菲迪克獎”，中國大陸已獲得“六連冠”，總計61項菲迪克獎(包含19個“傑出獎”或“特別優秀獎”)，其中東部接近3/5，中部、西部(主要是大型交通、能源項目)分別略超過1/5。
在逐步嚴格監管的背景下，基礎設施建設走過“尋租重災區”的考驗，進入了“工程吃透國土、國土砥礪工程”的良性迴圈。
實施“海洋強國”戰略
我國的外向型經濟和開放型國土高度依賴海洋資源與空間，基於陸大海小、海大洋小的實際，只能“反彈琵琶”，即“從海向洋，以洋補海”。世界十大港口，中國佔了7個。改革第三階段維護海洋權益有了突破性進展，2014年南沙群島八島礁“填海造島工程”後發推進，是“第二自然”的卓越代表。改革第四階段，我國海洋生産總值達到7.8萬億元，接近GDP的10%，下一步還要進一步擴大海洋高新技術産業的份額。繼2016年被美國反超後，我國重新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2017年海運貨物總吞吐量102億噸，穩步走向價值鏈中高端。
堅持並擴大對外開放
推進資源全球化，一是全方位開放;二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面向沿線65個國家和地區尋求合作;三是國內生産總值(GDP)與國民生産總值(GNP)並進，內外交互。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歐貨運班列運量8年接近“百城萬次百萬箱”，再現了新亞歐大陸橋;合建的馬來西亞皇京深水港，直面馬六甲海峽，其他雙邊合作的港口，斯里蘭卡東南部漢班托特港瀕臨中印度洋，巴基斯坦西南部瓜德爾港瀕臨阿拉伯海，希臘南部比雷埃夫斯港瀕臨東地中海，吉布地東部多拉雷多功能新港瀕臨紅海、亞丁灣，都位於亞歐非航線上的重要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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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間，國土空間展現巨大發展潛力
美麗國土將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載體和物質形態。國土多樣性是我們建設美麗國土的自然條件。
國土的多樣性與其面積、高度、水熱豐度、近海洋度正相關，與均衡性負相關。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基於未經人類改造的“第一自然”，人們認識到中國大陸分為3個地形梯級和三大自然區。自1999年提出“西部大開發”後，我們進一步認清了我國國土的鮮明特色：
中國西部大高原群
改革第二階段提出西部大高原的概念，包括12省(區、市)面積685萬平方公里，佔陸域國土面積的71%。這個世界最高的大高原群，已知的優勢資源有：一是大江河水源地世界第一，發散出黃河-渤海、長江-東海、珠江-南海等“十江十海”，佔到世界前10條長河的一半，這些流入海洋的河流天然對外開放，多區位、多流向，輻射大半個亞洲。二是喜馬拉雅地熱帶，以青藏高原為核心，北至新疆喀什，南至川西、滇西，蘊藏著極為豐富的中高溫地下熱水，類型多樣，是可再生的清潔電力資源。三是銅礦、鉻礦、硼礦等國內優勢資源，已發現的3條銅礦帶，遠景儲量超過3000萬噸(金屬量)，佔全國銅礦的1/3~1/2。
多源頭的主要江河徑流量呈“萬、千、百億方”梯級
我國的多流向河流以緯向河為主、經向河為輔，與巴西、印度相倣，是河流流向上的特色。區域大江河組合徑流量分三梯級：一是南方濕潤區長、珠、閩、錢(塘)江東流水，年均徑流量萬億方級，流域面積292萬平方公里。這在全球同緯度地區是唯一的，尤其是長江年徑流量“以一抵十”，貨運量“以一抵七”(佔全國河運量的70%)，2006年超越密西西比河成為世界第一內河航道，此後12年連冠。二是華北半乾旱區黃、淮、海三河年均徑流量約1489億立方米，這一區域人口密度大、水危機深重，東北半濕潤區松、嫩、遼等江，年均徑流量都是千億立方米級，“北糧南運”加重了北水負擔，保護黃河的壓力更大。三是西北乾旱區塔、伊、額諸河，年均徑流量只在百億立方米級別，所幸人口密度較小。水情三級階梯是中國經濟南高於北的基因之一，適度調劑餘缺、以豐補歉勢在必行。
陸海相連的跨國“大分洋嶺”
我國大江河多，分水嶺也多。在改革的第三階段，我們識別了分隔太平洋水系與印度洋水系的跨國“大分洋嶺”：從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到東南亞兩大半島以至東南周邊群島，從高海拔冰凍圈到熱帶半島和海洋，全長約1.5萬公里。這條“大分洋嶺”上半段在中國，從西南邊疆出境後，下半段在東盟，是連接中國與東盟的弧形紐帶，不同於大洲分隔大洋傳統的新模式，這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獨有的自然特色。
陸間中國海
中國海受兩陸挾持，半封閉“陸中海”縱長橫瘦，北堵南延。溫帶海洋面積小，熱帶海洋面積大，海洋物種數由北向南遞增。“四海一洋一灣一口”已到天涯海角，沒有伸縮餘地。基岩海岸線曲折率高，良港多，全國包括河港在內有36個億噸級大港。台灣島居第一島鏈中樞，海南島扼北部灣東口又是南海中樞，兩島佔據戰略要津，承載國家核心利益。從2001年~2015年，中國大洋協會和五礦集團公司先後在東太平洋、西南印度洋、西太平洋、東太平洋申報、獲准4塊國際海底礦區，是為“海虧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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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間，資源環境承壓幾多經驗教訓
40年間，在國土經濟密度提升、GDP連年晉級的同時，資源環境嚴重承壓，帶給我們很多經驗與教訓。
經濟起飛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超強度開發弱化資源承載力
1985年生態現代化即“經濟與生態雙贏”準則在歐洲創立，獲世界認可。而我國同期經濟發展方式與之背道而馳，在環境污染嚴重地區甚至影響了人們的健康。本世紀我國生態恢復工作起步。2012年，綠色發展成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今年擴大到城市“工業還林還草”，生態優先漸成共識。儘管資源環境代價抵消經濟成果比重尚待估量，“大生態”理念和方向不可動搖。
“大國土”統籌國土空間與國土資源
2016年我們提出“向地球深部進軍”，就是要兼顧“面型國土”與“體型國土”。僅就“面型國土”而言，由於點軸系統內部強弱不均，難免出現結構性失衡。區域經濟的空間結構模式正在由點軸系統向網路系統，即多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過渡，從而走向結構內部的相對均衡。例如：以“長三角整體論”替代“上海中心論”;又如：有望成為世界第四大灣區的粵港澳大灣區正在推進珠三角“9+2”一體化。
而就“體型國土”而言，無論東、西部國土橫向二元結構，還是西北、西南部國土縱向二元結構，都有明顯立體差異，並保持相對穩定性。國土立體化多維治理，土地、海洋、生態環境等空間資源都要實施空間用途管制。
“大資源”整合包括非常規資源和新資源在內的多樣性資源並實行多功能節約集約利用
全國現有草地面積60億畝、森林40億畝、耕地20億畝，面積比例為3：2：1。耕地承擔糧食安全、森林承載陸基生態安全，區位優勢明顯。草地是我國陸域面積最大的生態系統，本應承載生態安全的重任，因長期粗放利用，加上自然區位差、畜牧業商品率低而成為短板;其綜合效益與其面積佔比是不匹配的，不僅未形成“大資源”體系，反而成為荒漠化之源。與天然林優於人工林相反，人工草地優於天然草地，在草地“三化”嚴重的我國尤甚。為此，我國在內蒙古東、西兩頭正進行新的探索：東頭呼倫貝爾盟走過草原沙化、退耕還草的彎路，2016年開始，中國科學院與呼倫貝爾農墾集團合作建設呼倫貝爾生態草牧業試驗區，在謝爾塔拉農牧場以10%的人工草地種出了15倍于天然草地産量的飼草，讓90%的天然草場休養生息，以小養大;西頭阿拉善盟是沙漠廣布的全乾旱區，從2014年開始以社區為基礎計劃“十年種植1億顆梭梭”(固沙灌木)，恢復200萬畝以梭梭為主的荒漠植被帶，阻斷騰格裏、烏蘭布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握手”。
此外，重慶交通大學力學教授、副校長易志堅團隊，得到科技企業資助，在烏蘭布和沙産業示範區利用植物粘合劑進行“沙漠土壤化”試驗，2017年3000畝試驗田初獲成功，為科學治沙開創了新思路。
目前，應穩住草原不再退化的底線，以水土協調、糧草兼顧、草畜平衡、糧豬匹配、能礦組合的大農業、大礦業、大生態思想為主導整合資源，發揮“1+1>2”的潛能，促進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的全面復興。
確保國土資源戰略安全，真正把節流放在首位
2008年，我國農業用水量零增長，比1997年工業用水量零增長晚了10年。到2008年末，我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8.77億畝，其中節水灌溉工程面積3.67億畝，在佔耕地面積48%的灌溉面積上生産了75%的糧食和90%的經濟作物。改革開放以來，農田灌溉面積增加了1.2億畝，糧食産量增加了50%，灌溉水利用系數從0.35提高到0.48。以此為借鑒，今後節能、節地、“節材”“節海”都不能放鬆。
國土“最大值”最大化、“最小值”最大化、“極端值”特色化
這是非均衡國土引出的必然命題。東部沿海地區宜農、宜業、宜居、宜憩，40年間率先發展。泛東中部一體化形成國土“最大值”，創造佔全國80%以上的GDP，宜長期保持穩定，“最大值”繼續最大化。西部大高原以佔國土71%的面積，在2010年創造了佔全國17.2%的GDP，一路追趕，將“最小值”最大化：2016年，西部地區GDP 總量佔全國比例上升至21.1%，增速持續高於全國GDP 增速。在這一過程中，大江河源可以説創造了亞洲的生態最大值，應逐一建立水源暨林、草保護區，以保證其發揮長久的生態作用。
此外，青藏高原作為“高亞洲地區”和“世界第三極”屬於“極端值”國土，其開發利用和保護都要“特色化”，即保護優先，點、線開發，面、體保護，儘量多保留原生態高海拔的“第一自然”。
推行河長制、湖長制、灣長制
2016年我國全面推行“河長制”，包括建立省、市、縣、鎮、村五級河長體系;2017年開始進一步探索“灣長制”“灘長制”;2018年底前全面建成“湖長制”。江河湖海都屬於水圈，水資源環境治理的組織管理體制正在全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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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起點上，眺望生態經濟的新藍圖
站在新的改革起點上，社會主義新時代要求國土空間利用結合實際重新審視與謀劃：
融合“兩種文化”
英國物理學家C·P·斯諾提出“兩種文化”命題：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重在人文文化。一方面，我國的“山水文化”作為“國土文化”的重要分支，正是以人文文化為基礎。另一方面，屬於人文文化的“鄉愁文化”在我國情景合一、源遠流長。新時代“鄉愁文化”給予國人的精神力量，充實了“美麗國土”的鄉土內涵。
在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産領域，泰山等四大名山首創的“雙重遺産”新模式，體現了“兩種文化”的融合。在更高的層面上，兩種文化的匯通融合，現在有兩重有利背景：一是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建設，二是海洋經濟和海洋強國建設。
在生態經濟條件下，生態系統是一套“社會—經濟—自然”複合生態系統。生態經濟(ECO) 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自然生態與人工生態高度統一和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為人文文化和科學文化融合創造了條件。例如：貴州省作為西部首個生態文明試驗區，將“大生態”戰略作為全省發展的主戰略，正在走一條機制活、産業優、群眾富、生態美的綠色發展新路。貴安新區作為唯一承擔生態文明示範區戰略使命的國家級新區，堅持高端化、綠色化、集約化發展，精心做好“全域生態化、全域景觀化”。人工化和自然化將在生態經濟發展中建立新平衡，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融合也將有希望。
同時，本世紀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也為促進文化創意與繁榮開創了契機。
協調“兩個自然”
在融合“兩種文化”的同時，我們還應協調“兩個自然”。
錢學森先生説過“人離開自然又要返回自然”，這兩個“自然”都指的是“第一自然”。相對於未經人類改造的“第一自然”，經過人類改造的自然被稱為“第二自然”或“人化自然”。人類尊重“第一自然”、慎對“第二自然”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
例如：美國始建於1872年的黃石國家公園，園中完全保留原生態，歷經百餘年發展，現在享有全球美譽。1898年德國首創“近自然林業”的人工林，獲得成功，其核心是以一種理解和尊重自然的態度來經營森林;湖南、貴州、廣東等省近年予以效倣，效益可嘉。
我國作為歷來人口第一大國和未間斷的文明古國，東中部充斥“第二自然”：青藏雪域高原和新疆乾旱區大漠人煙稀少，“第一自然”得以部分保存，是少數“兩種自然”並存的國家之一。這是我國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在國土空間上的投影和反射。
對殘存的“第一自然”，如青海可可西裏、西藏羌塘、新疆阿爾金山交界處的無人區，我們要盡力保護，為“第二自然”提供比照。
今後，開闢“第二自然”不能盲目粗放，要先立足“第一自然”，精心謀劃建設，與“第一自然”相協調，前述60多個獲得菲迪克獎的項目可為參照。設施農業也是“第二自然”的典型産業，我國到改革開放第一階段才剛起步。40年來，逐步走上適應國情的發展道路。農業部門規劃到2020年，全國設施農業經營面積7500萬畝，約佔世界設施農業總面積的80%～90%。跨第一、二産業的植物工廠，國內始於“十一五”，到“十二五”“十三五”又有新發展。2014年，中科院植物所與福建三安集團共建植物工廠;2016年安溪縣湖頭鎮建成全球單體最大的植物工廠，不需要陽光、土壤，靠LED光源和特製營養液生長並實行智慧監測管理，現已培育出多個品種的蔬菜。植物工廠作為“第二自然”的精品，將在國內特大城市逐步發展，可根據群眾需求，生産高端蔬菜、水果、保健品、中藥材等功能性農産品。而對過度改造的“第二自然”，則要有序清退，如退耕還林、還草、還湖。
我國以“山水國土”見長，又有“山水文化”傳統，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回歸“自然山水”是最佳選擇。例如：雲南哀牢山上的哈尼梯田既維繫梯田疊序又保護山林和水系，被譽為“雕塑在大地上的山水畫”，同時入選世界文化遺産和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這兩類遺産雖然都是“第二自然”，實際上與“第一自然”融為一體。
重視“深(層)生態學”
相對於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淺(層)生態學”，挪威生態哲學家阿倫·奈斯1973年創立了整體主義的“深(層)生態學”，以生態智慧為核心，兼含生態自我、生態平等、生態共生等重要理念，關心整個自然界的利益，拷問工業污染和環境公害，是最為激進的生態理論和運動。對照“深(層)生態學”的理念，可以折射出我國長期存在的生態系統退化，值得引起更多重視。我國實行了近20年的退耕還林政策，符合“深(層)生態學”原理，前10年(到2008年)全國25個省(區、市)累計退耕還林4億畝，大於英國國土面積，生態效益顯著;後10年在鞏固退耕還林成果的同時，更加注重生態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