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隨著英語學習的升溫，很多自發組織的英語角出現在公園裏、街道兩旁。翟偉攝
1986年7月4日的晚報頭版
1978年12月，柳百成作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派出的第一批留學人員啟程赴美。在當時，唯有遠渡重洋方可看到外面的世界，負笈海外才能學到先進的技術。
1999年7月，何鬱被高考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驚”到。隨之而來的歷次課程改革，讓他對語文教學有了新的認識，而學生也正在成為學習的主人。
2017年4月，李永樂因為一段教學視頻“火”了。他意識到網際網路的神奇，發現線上學習使人們足不出戶，就能享受到優質的教育資源。
40年來，我國的教育經歷了從“沒學上”到“有學上”再到“上好學”的巨大飛躍，教育理念也從過去的被動、封閉、重結論轉變為主動、開放、重過程。
講述人：柳百成 身份：清華大學教授
第一批留學生 歸來報國改變落後局面
對很多人來説，出國留學早已算不上稀奇。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首次突破60萬人大關。然而，時間倒回至1978年，第一批留學人員卻只有52人。
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聽取清華大學工作彙報時，做出了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指示。教育部迅速啟動選拔工作，柳百成所在的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分到一個寶貴名額。憑藉著紮實功底，45歲的他連闖三關，最終脫穎而出。
出發那天，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第一批留學人員。作為總領隊，柳百成記憶猶新，“如此高的規格，讓我們感到此行意義非同尋常。”
1979年1月1日，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行開館升旗儀式，柳百成一行人和首任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一起唱響國歌、目睹五星紅旗冉冉升起。27天后，鄧小平應邀訪美，他們也接到了參加歡迎活動的邀請函。
興奮之餘，柳百成更深感求學報國責任重大。他趕赴國際著名鑄造研究重鎮威斯康星大學，在電子顯微探針實驗室見到了當時最先進的儀器，還系統學習了電腦高級語言。“出國以前，我從沒見過電腦，後來在美國房東家裏，看到八九歲的孩子居然可以熟練使用電腦進行運算和搜尋資料，我意識到電腦未來可能會改變世界。”
回國後，柳百成開闢了電腦技術和傳統鑄造行業相結合的新領域，帶領團隊創造性地採用多尺度建模與倣真技術，開發了國內第一個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三維鑄造模擬軟體“鑄造之星”，從根本上改變傳統鑄造行業“睜著眼睛造，閉著眼睛澆”的落後局面。1999年，柳百成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回想40年來將近100次的出國經歷，他為親眼所見的變化感到欣喜和自豪。“最初只是去學習人家的先進技術，現在我們也能經常在國際會議上做主旨報告，分享自己的創新研究成果，開展更加深入廣泛的合作交流。”
講述人：何鬱 身份：朝陽區教研中心教研員
第一次搞教研 把學習權利還給學生
從1982年當老師算起，何鬱已經在中小學教育戰線上奮戰了30余載。從湖北到北京，他的教研之路始終與課程改革同步。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語文課還是嚴格按照蘇聯的‘紅領巾教學法’給學生講，每篇課文都要介紹作者時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和寫作特點。”何鬱坦言，那時老師更像是“搬運工”。“評價一個老師課上得好不好，往往就看老師是不是能把教參的內容有效地搬到課堂、搬到黑板、搬到學生的筆電上。教參作為老師的‘法寶’，絕對不能讓學生看到，考試也是據此出題，判斷對錯完全參照標準答案。”
直到1999年，高考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如同一粒石子投入湖心，在全國上下激起千層浪。“這種話題作文跟之前的命題作文有很大不同，不光是學生覺得新奇，連很多老師都傻眼了。”何鬱表示，正是在考試的倒逼之下，不少老師開始對教學方法進行反思。而全國範圍內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也恰恰從那一年起陸續推開。
“對老師來説，‘一本教參吃天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要想比學生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就要加強自身的學習。”在當時，何鬱第一次明顯感受到教研的風氣濃厚起來。“一週有一次集體教研，學校會提供閱讀書目，組織老師走出去聽課、聽講座，還會請作家、詩人過來講。培訓也多起來，老師們不斷接觸著新的課程標準、名詞概念和理念方法。”
2006年，何鬱調入北京工作，伴隨課程改革而來的變化仍在繼續。“過去以教材為中心、以課堂為中心、以老師講授為中心的局面被打破，學生正在成為學習的主人。”在何鬱看來，教育的標準化成果正在被個性化成果所取代，“少年作家也得以走出來”。
講述人：李永樂 身份：人大附中老師
第一次當“網紅” 為農村孩子開一扇窗
一個人，一塊黑板，一台錄影機，一間空教室……結束了一天的學校工作，人大附中物理老師李永樂重新走上講臺，開始錄製即將上傳到網路平臺的視頻。
他用“最優停止理論”闡明如何在戀愛中“找到真命天子”；用“伯努利原理”和“馬格努斯效應”講出“電梯球”、“香蕉球”和“落葉球”的奧秘……每期短短十幾分鐘，他總能結合熱點話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看似艱深晦澀的科學道理講明白。這些視頻為他帶來數百萬粉絲，讓他成為不折不扣的“網紅”。
對於默默當教書匠的李永樂而言，這一切來得有些突然。2017年4月的一個週末，他意外得知自己的一段視頻火了，“那是讀研期間在培訓機構兼職當老師的時候錄的，主要講‘閏年是怎麼回事’。”短短一天時間，視頻在微網志上的播放量超過1000萬。
事實上，李永樂當年錄過的視頻還有很多，其中一堂課，他無意中留下了自己的QQ號碼，這讓他在此後經常收到好友申請。“其中有不少外地學生，他們都是看到視頻以後來找的我。”這讓李永樂第一次發現網際網路的作用，“這種方式可以為三四線城市和農村的孩子開一扇窗，讓他們以盡可能低廉的價格，獲取大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
雖然執教于名師雲集的人大附中，但李永樂一直清楚地記得2003年在甘肅會寧參加活動時，親眼目睹當地教師資源的極度匱乏。“近年來，網際網路的普及讓線上學習成為可能，教學視頻的推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地區間教育資源的不均衡。”
今年初，李永樂入駐西瓜視頻，嘗試推出更接地氣的科普短視頻，結果受歡迎程度超乎他的想像。“我講的內容其實並不高深，只是把深奧的數理知識重新編排，變得更容易理解，同時把科學和生活聯繫起來，讓大家覺得科學是有用的。”如今，他正在嘗試推廣少兒科普，“關鍵在於培養科學思維，雖然不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對孩子今後的發展很有幫助。”
晚報留聲
“……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面對先進的技術設備，感到要使企業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不學習文化專業知識，不提高職工隊伍的文化技術素質是不行的。……很多人從壓力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感到自己的責任。”這是1986年7月4日的晚報頭版頭條《本市職工求知要求越來越強烈》。
改革開放之初，人們急於找回失去的時間，職工補習、成教自考、私立培訓迅速出現。從普及義務教育，到發展職業教育，再到大學擴招，文化水準與收入、創造社會價值呈現正比例關係，這一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上一輩人還在工廠裏參加讀書活動，如今已經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大洋彼岸，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們身邊。教育讓人開闊眼界，而開闊眼界的人們，選擇了更加重視教育。
欄目主持：張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