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限期完成的“復關”申請書，王毅用了不到一個月完成任務
“復關”申請書中英文版複印件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舉行的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並批准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消息傳來，舉國歡騰。這是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件大事，世貿組織前身為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作為中國“復關”談判代表團成員、起草了“復關”申請書的王毅來説，深感努力沒有白費，付出終有收穫，現在回憶起30多年前的經歷，仍覺得為國家做出了貢獻，“很有價值”。
上世紀八十年代
兩件大事促“復關”
1985年，王毅從中山大學畢業，他是改革開放後畢業的第一屆國際法碩士研究生，分配到國家對外經濟貿易部國際局，從事我國恢復關貿總協定（即日後的世界貿易組織）締約國地位的工作。他説，自己的畢業論文是研究最惠國待遇的法律規則，因此很快熟悉了工作。
中國是關貿總協定23個創始締約國之一。1948年中國就成為關貿總協定締約方，由於歷史原因，台灣當局擅自於1950年退出關貿總協定，由於受當時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制約，我國沒有及時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濟與世界聯繫更加緊密，中國與關貿總協定締約國的貿易額已佔對外貿易總額的85%以上，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也提上日程。
早在1982年12月，外經貿部、外交部、國家經委、財政部、海關總署就曾聯合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參加關貿總協定的請示報告，很快中央批准了這一重大行動計劃，並確認了我國“復關”的重要原則。
王毅回憶，促使我國決定加快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申請的是當時國際上的兩件大事。一件事是，根據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第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成為關貿總協定締約方，但應由中國和英國雙方共同保薦。在當時，英國是關貿總協定締約方，而中國僅有觀察員地位。因此，當香港成為單獨締約方時，曾出現英國作為締約方而中國作為觀察員，來保薦香港成為締約方的局面。這對於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
此外，關貿總協定第八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將於1986年舉行部長級大會，參加方多達100多個，談判議題也是空前的廣泛，根據規則，如果我國及時提出“復關”申請，作為有意願成為締約方的國家，按照慣例就有資格成為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參加方，可以一邊進行“復關”談判，一邊參加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把中方的利益體現在多邊貿易談判的成果中。如果中方未能在新一輪談判之前提出“復關”申請，則失去了參加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機會，只能在事後被動地接受別的國家制定的貿易規則和談判結果。中國的“復關”談判，開始走上快車道。
“復關”談判，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努力，王毅跟著相關領導先後參加了多次部際協調工作，王毅清楚地記得，1986年4月4日，國際局唐玉峰副局長讓王毅隨同他一起先後到外交部、海關總署會商啟動恢復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問題。當時外交部方面參加會商的是國際司副司長李道豫等人。唐玉峰向他們説明瞭我國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地位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李道豫，這位後來擔任駐美大使的外交家，當時風趣地説：“這可是件大事，搞不好可要準備挨板子喲。”唐玉峰也笑著回答，“要挨板子，咱們兩家一塊兒挨吧。” 這幾個部門很快達成共識，工作進展也順利。
1986年6月
“復關”申請書開始起草
提出“復關”申請，需要提交申請書，申請書是工作中的口頭説法，正式名稱是中國政府致相關國際組織的外交照會，是中國啟動“復關”進程的第一份法律文件。王毅到現在都能清楚地記起，1986年6月中旬，他所在的國際局領導讓他來起草“復關”的申請書，要求限期完成。剛參加工作一年的年輕人，要基本上獨自完成這樣的任務，壓力可想而知，同時也很受鼓舞，“覺得能為國家起草這樣的文件，很有意義”。
接到任務後，王毅全力以赴，那幾天，天天在部里加班，翻出了很多外交照會，參考其格式，同時還要查閱權威部門日常工作對外的表態，認真研究其中體現的立場和方針，還要研究中央批准的關於“復關”談判的幾項原則，提煉精神。領導要求，申請書要體現出我方的原則立場，不能長篇大論，不能鋒芒畢露，要柔中帶剛，還不能授人以柄，“當時覺得要求挺高，字斟句酌，不容易”。
王毅用了好幾天寫出來後，提交給相關領導，數易其稿，“大的修改就有三四次，有時候整段整段劃掉了”。6月19日，王毅拿出了成果，一個簡版，一個詳版，都包含中文和英文兩個版本，最後選擇了簡版。行文的字斟句酌，王毅舉例説明，“第一句就説，憶及中國是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創始締約國之一，憶及這個詞，就表達出中國以前就是創始締約國，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在總協定的活動中止了30多年，改革開放後需要恢復這一締約國地位，因而對中國不存在重新加入的問題”。王毅回憶，除此之外，照會還表達了兩層意思，“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期望得到關貿總協定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待遇，潛臺詞是我們中國並沒有非分要求，我們只是期望得到與其他經濟水準相同的發展中締約國同等的待遇，這是關貿總協定非歧視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另外，中國準備以關稅減讓為條件進行‘復關’的實質性談判”。
提交給領導後，相關領導都很認可。1986年7月10日，中國駐日內瓦代表團錢嘉東大使簽署並向關貿總協定總幹事鄧克爾遞交了中國政府要求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照會。這份大約340個英文單詞的照會被編為關貿總協定L/6017號文件，向全體締約方發送，成為各國使節外交官先睹為快的文件，也成為世界各大媒體爭先報道的新聞。7月15日，在關貿總協定理事會上，錢嘉東大使代表中國政府對提交的照會做了説明。他表示，中國政府準備與關貿總協定各締約方在任何適當時候進入實質性談判。
32年後的現在，王毅還保留著該申請書的複印件，聊天時，他把這份裝在文件夾中的發黃的外交文書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像呵護著一個傳世的寶貝，臉上浮現出自豪的神情。
2001年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當時的中國，剛改革開放不久，雖然已經“開眼看世界”了，但對於國外一些機構的運作規則等都不太了解，需要從頭學習，王毅和同事們參加了大量的業務培訓，國內這方面幾乎是空白的，部裏請了很多外國專家來講課，從宏觀概念到實戰技能，王毅如饑似渴地學習著這些全新的知識。當時，想請外國專家來講課並不容易，需要提前一個多月給相關部門打報告，國內經濟條件也較差，王毅負責接待過幾次外國專家，當時北京沒有幾家高級賓館，有一次接待一名專家，訂不到房間，最後輾轉找了其他單位的一個賓館，才讓專家有地方住。
除了“引進來”，還要“走出去”，國家還組織相關人員出國進行培訓，每年都要出去兩三次，長則一個月，短則一兩周，在當時，對於普通國民來説出國還算新鮮事，但對於王毅，則成了工作中的家常便飯。
“復關”談判，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國內就遇到阻力和挑戰。“復關”，雖然聽起來是中國和關貿總協定之間的事，實際上要求國內一些體制機制進行改革，要和國際接軌。比如中國對進口機電産品有配額要求，如果為了符合國際規則而取消這些配額，國內一些産業部門有抵觸情緒，認為可能會衝擊國內企業。外國商品的進入對國內産業是好事還是壞事？王毅回憶，在一些層級較高的場合，這樣的討論有時候很激烈，但是不管紛紛擾擾，改革步伐一直向前。
得到國外的認同更難。王毅參加了中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的出臺，涉及國內多個部門政策、國家經濟制度介紹、國內商品價格、進出口貿易管理制度、關稅調節等，工作量大，耗時一年多完成後，關貿總協定締約國提出了幾千個問題，“沒有誇張，就是幾千個問題，可想而知，外面對我們有多麼不了解”。中方的觀點讓對方接受起來很困難，因為中國國內運作的體制機制和外國不同，“那時候沒有那麼多法律法規，很多都靠內部文件來執行，談判中外國人都學會了這個詞，跟我們講，這個問題你們的內部文件是怎麼規定的？”
談判很不容易，王毅舉了個例子，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他們當時正在瑞士日內瓦參與談判，消息傳來，團裏的人都很高興，在會議發言時宣佈了消息，但當時就有其他國家的代表表示，這是你們的市場經濟，不是我們的市場經濟，“對方就是不認同”。
此外，貿易代表不代表個人，代表國家，很多事情因此變得很複雜，經常出現談判涉及的一項條款，貿易代表沒有得到國內授權，談判就中斷了，“大家就坐那裏喝咖啡，等著對方國內的回復，或者談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有時候一等就是好幾個月，才會有新進展，這個過程很煎熬”。
在這樣的談判中，王毅也認識到了工作的艱巨性，“這樣的國際組織，是協調貿易中利益紛爭的，很多時候存在利益博弈，所以有時候我們覺得説的有道理，但對方很難被説服，談判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就源於此”。
1995年1月，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從當年7月起，我國“復關”談判轉為加入WTO談判。經過不斷地努力談判，中國于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成為世貿組織成員。
對話
“復關”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件大事
對話人：中國“復關”談判代表團成員、“復關”申請書起草者 王毅
北青報：走出校門不久，就起草了“復關”申請書，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也帶動了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30多年後再回首當時的付出，有何感受？
王毅：如果把長達15年的“復關”“入世”談判看成一場波瀾起伏的歷史劇，那麼申請書就是為這場大戲拉開了帷幕。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順應改革開放的時代趨勢，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貢獻，感到很有價值。當然不光我自己，我所接觸的國際局（司）許多老一輩領導都很敬業，具有國際視野，從他們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北青報：2001年，經過十多年談判，中國終於加入世貿組織，當時您是在什麼場景下得知這個消息的，得知後什麼反應？
王毅：我當時已經不在這個崗位了，但依然很關注這件事，經過這麼多年談判，大家都覺得差不多了，很高興。而作為參與其中的我們，為這件事情做出了一點貢獻，覺得這麼多年的付出，總算實現了目標，
北青報：您對“復關”談判的意義有何認識？
王毅：這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件大事，當初也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關稅降低後外國産品進來會衝擊國內産業，對經濟發展有影響，比如家電行業就很典型，剛開始外國産品進來確實對國內産業形成了衝擊，但帶來的競爭壓力讓國內品牌從技術和品質上提升了自己，通過競爭，也在市場上重新佔據了優勢地位。“入世”還推動了産品的出口，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事實上助推了經濟多年的高速發展，意義重大。
本版文/本報記者 李澤偉
本版攝影/本報記者 魏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