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中，我“過五關、斬六將”參加過不知多少考試，有中國的，有外國的，但是四十年前那場考試我至今曆歷在目。
1978年6月2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和來訪的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Dr.Price）率領的美國科技代表團舉行了會談，經過多輪磋商，決定中美互派留學生。我是在山東鄒縣支農勞動休息時，偶然從地頭一份舊報紙上得知這個消息的。和絕大多數國人一樣，我當時並不清楚這個消息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乃至對我個人所産生的深遠影響。
那時我在鄒縣（如今的鄒城市）這個魯西南小縣城工作，整天渾渾噩噩為吃喝忙，甚至連“改革開放”這個詞都沒有好好注意，更沒有想到這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能為我們民族、我們國家乃至我們自己帶來什麼。
那時剛粉碎“四人幫”，國內政治氣氛乍暖還寒，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不少人對這麼多人出國尤其是到美國留學憂心忡忡。一些人擔憂，派這麼多人到資本主義國家留學，不回來怎麼辦?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此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還説“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他又説：“中國的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好的，個別人出一點問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即使出國1000個人中跑掉100個人，也只佔十分之一，還有900個人回來。”歷史證明鄧小平這個預言是正確的。正由於鄧小平這番話，我方能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美國的留學生，後來又結束了我漂泊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葉落歸根全家調回上海。
1978年8月14日大清早，領導通知我參加第二天在省城舉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國預備生、研究生和進修生考試”。老實説，我做過陞官發財的美夢，但從來沒有做過出國留學的夢，因為出國留學對於我太可望而不可及了。我懵懵懂懂地開了介紹信，借了差旅費，憑出差證明領了糧票匆匆擠上去濟南的火車，等我們摸到在山東大學內的考場時，已是華燈初上了。
由於選派手續十分複雜而時間又相當倉促，我們直到第二天臨考前才在考場門口拿到“准考證”。“准考證”都來不及蓋騎縫章，僅僅用圓珠筆在照片邊沿畫了兩道線。
我大學在哈爾濱學的是俄文，僅在高中學過三年英文。後來長期在貴州大山溝裏工作，也沒有機會碰英文，僅聽過英文版的“老三篇”膠木唱片和在被窩裏偷聽過美國之音的“英語900句”。俗話説“臨陣磨槍不快也光”，我蹲在搖搖晃晃的車廂裏，把一本借來的薄冰編著的《英文語法》走馬觀花“啃”了一遍。直到那時我才知道英語裏還有一個什麼“虛擬語氣”，就憑這個為我的筆試成績至少增加了2分。
山東省參加考試的有數百人。吃飯時每人發兩個灰不溜秋的大土碗，一個裝饅頭一個裝菜。因學校飯廳容不下我們這麼多人，大家只能蹲在操場上吃飯。裏一圈外一圈，南腔北調、唧唧喳喳，場面可謂壯觀。當時考場上不乏頭髮灰白的考生，我們算是年輕的。這是粉碎“四人幫”後全國第一次公開選拔出國留學生的考試，我們中絕大多數人要被派往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學習（還有部分被派往南斯拉伕留學）。
中學時我英語成績不錯，曾拿過長寧區英文畢業統考兩次第一名，所以考前自我感覺非常好，簡直有點志在必得的勁頭。但考卷一發下來我就傻眼了。考卷上有一種選擇題，其中供選擇的四個答案看來都不錯，但正確答案只有一個。如今這種出題方式大家已經司空見慣，但當時沒有多少國人知道“託福”的年代確實難倒了不少“英雄漢”，面對考卷我遲遲不敢下筆。
至今記得，當時考卷有一段英譯中的文章，大意是如果沒有重力，你能把高爾夫球打到月球上去，但是當時我楞是不知道golf就是高爾夫球。考卷中還有hair cut，我也不知道這就是中文的“理髮”。過去我經常叨咕“有賣的，沒買的”，總認為沒有讓我施展才華的機會。今天機會來了，能不能出國全靠本事，既不要拍馬屁，又不要開後門。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啊！面對這一大張正反都密密麻麻的考卷，多少悔恨、多少遺憾交織在心頭。
短短幾個鐘頭的考試給我上了深深的一課，使我受用終生，從此我再也不怨天尤人了，深深懂得，每個人一生中總有各種機遇，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應付機遇挑戰的能力，而成功者僅僅是那些既有實力又能緊緊抓住機遇的人。
上世紀50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學上連電唱機都沒有，家裏也買不起收音機，上課只能照本宣科跟老師讀，英語的聽説訓練根本談不上。我當時還有點口吃，自知口試是我的弱項，所以一心把“寶”押在筆試上。誰知道筆試竟是如此慘不忍睹，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賬，我真的連口試都不想參加了。面對三位“鐵面判官”，我誠惶誠恐，結結巴巴連舌頭都不聽使喚。我們口試的很多題目都是從“新概念英語”上摘來的，但是我們偏遠地區的考生當時哪知道什麼是“新概念英語”啊！後來得知我的筆試是54分，口試是3+，據説，那年英語筆試合格的最低分是45分。
那年，中國政府向世界派出3000名留學生，其中去美國1500人。大概是“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我成功地通過了這場考試，後來又經層層篩選，最後才“三榜定案”，于1979年踏上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初出國門的我，在徬徨和驚奇中在美國度過了700多天。遠離家鄉，在地球另一端的我，對祖國從來沒有這麼熱愛過，對祖國的每一個細小的進步都狂喜不已，甚至在超市看見有“MADE IN CHINA ”的龍口粉絲也會高興好久。
孟國慶（後排左一）和美國第38任總統福特合影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改革開放後大批派遣留學生的40週年。據教育部統計，截至2016年底，留學回國人才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中國有54.45萬留學生，其中32.88萬人去了美國。粗粗計算了一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出國留學生僅佔38年後留學生總數的千分之一左右。
孟國慶在美國
這四十年也是改變我命運的40年。40年中，我和祖國一起呼吸，也一起經受了各種風雨和坎坷，一直堅持和我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風雨同舟、榮辱與共。我已由“翩翩少年”進入古稀老人之列，儘管才疏學淺，沒有當官也沒有發財，但是對祖國一往情深的初衷未改，如丹鳳朝陽。40年在歷史長河中僅是一個瞬間，我們的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生活也越來越富裕了。我們了解了世界，世界也了解了我們。這就是進步，這就是發展。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是這僅僅是序幕，中華民族崛起的真正高潮還在後面。借用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話：中華民族的崛起，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崛起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我年紀大了，但還決心和大家一起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程中盡一份綿薄之力。我們有信心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實現偉大的中國夢，把我們祖國建設得更美好。
（孟國慶，1942年10月生，煤炭科學總院上海分院退休高級工程師，曾任致公黨上海市委常委、致公黨盧灣區委主委，現任黃浦區人大代表，是改革開放後我國首批派遣出國的留學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