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圖：蔡華偉
改革開放以來，中外古今詩學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是中國詩學發展新的景觀。這種碰撞與交融導致一種新的詩學文化誕生，它來自傳統的母體又不同於傳統，受外來詩學文化觸發又並非外來文化的翻版，既植根于文脈的傳承，更立足於現代的追求，體現了對傳統詩學文化與外來詩學文化的雙重超越
1978年，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也對文學藝術事業産生深遠影響。伴隨思想解放運動的春潮，中國新詩以頑強的生命力穿透板結的土壤。40年來，詩歌藝術的巨大變革和詩人隊伍集群式的崛起，刷新詩壇面貌，迎來一個金色的季節。
現實主義回歸與詩歌信念重建
在春潮涌動的鼓舞下，隨著思想上、政治上一系列撥亂反正，詩人們對前一時期的詩歌創作與理論進行反思，圍繞詩歌與現實、詩歌與政治、詩歌與大眾等進行熱烈討論。在這一進程中，現實主義精神得以回歸：強調為人生的寫作態度，重視對現實的關注與介入，突出人文關懷，力求對現實生活産生影響。艾青的《魚化石》、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詩作，在反思“文革”的同時也表達對未來的期待與嚮往。此後，更多詩人以平民眼光透視生活方方面面，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現實和對生活的自信與執著。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消費主義與大眾文化盛行，社會上産生某種“價值中空”。一些詩人“下海”，另一些詩人把詩歌視為個人的語言狂歡，遠離現實、遠離讀者。同時也有一些詩人“癡情”不改，他們恪守詩歌理想，堅持審美追求，他們中間不僅有鄭敏、牛漢、李瑛、屠岸這樣終生堅持寫作的老詩人，更有不少青年詩人在商潮涌動、金錢誘惑面前表現出自己的操守，力圖重建詩的信念。在他們看來，詩人要有悲憫情懷，要有深切的人文關懷，不僅抒寫個人的喜怒哀樂，更要有一種為人類承擔苦難的勇氣。這些年來，從非典危機到汶川地震、玉樹地震……在這一系列災難面前，詩人沒有沉默，而是發出生命的呼喚。一些來自社會基層的詩人，帶著揮灑在鄉間、工地和流水線上的汗水，帶著樸素的發自生命本真的呼喚，借助網際網路傳播，登上詩壇，一鳴驚人，成為值得關注與研究的文學現象。
對世界敞開與中外詩歌文化交融
新詩在“五四”時代誕生，除去是中國詩歌發展的內在要求外，最主要的是受現代思想與詩學文化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緊閉的國門打開，外國詩歌作品和詩學思潮涌入。當時的青年詩人饑不擇食，饕餮一番後難免消化不良，那些迅速打起又快速消失的各種主義與旗號，多數是模倣西方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諸多流派的産物。在眼花繚亂的詩歌現場，僅僅固守陳舊的詩歌解讀方式，已經越來越難於對詩壇現狀有清醒認識、對詩的運動規律有恰如其分的把握。因此，詩歌研究的思維方式與方法，必然要不斷更新。
80年代以來，在改革浪潮推動下，思想理論界力圖衝破過去封閉式研究模式拘囿，開拓新的思維空間，掀起方法論討論的熱潮。這為詩歌理論家在傳統的批評方法外，提供新的參照係，有助於多元批評格局形成。評論家隊伍也發生很大變化，新時期培養出來的青年評論家陸續成長起來，他們思維活躍，知識結構煥新，呈現出思想的銳度和眼光的宏闊。這一切使這一階段的詩歌理論更具實驗性、探索性，呈現出豐富錯落、異彩紛呈的批評格局。正是在這種合力作用下，90年代後的詩壇由青春期的躁動與張揚進入成年期的冷靜與深思，由向西方現代詩派的咿呀學語，轉向面向中國傳統文化汲取養分。中外古今詩學文化的碰撞與交融，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詩學發展新的景觀。這種碰撞與交融導致一種新的詩學文化誕生，它來自傳統的母體又不同於傳統，受外來詩學文化觸發又並非外來文化的翻版，既植根于文脈的傳承，更立足於現代的追求，體現了對傳統詩學文化與外來詩學文化的雙重超越。
詩歌語言觀念變革與形態出新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語言是詩歌的關鍵。卡西爾在《語言與藝術》中指出，在索緒爾提出的那個日常的、實用的語言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符號世界，即藝術世界：音樂、詩歌、繪畫、雕刻和建築的世界。在同一個民族內部，詩歌語言和實用語言使用相同的語言符號，它們之間有一定共同性，但由於詩歌作為一種特殊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在創作與鑒賞上有其特殊規律，因而詩歌語言與實用語言不能不有明顯區別。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實用語言強調實用，其目的在於“知解”，詩歌語言則不求實用，其目的在於審美。
實際上，詩的語言，不是日常語言工具，而是與“存在”同在、與生命同在的語言。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新時期詩人在語言運用上做了大量實驗與出新。由於詩歌象徵含義的個人性、不確定性與隨意性，詩的語言符號與常規的語義之間産生偏離。詩的語言符號越來越失去其在實用情況下的指稱、描述意義，其常規語義退後，讓位於詩歌自身的音響功能和結構功能。這樣一來，新時期詩人在語言創新上下足功夫，在傳統的抒情、敘事、比喻、白描等手法外，大量運用象徵、通感、互文、跳躍、粘接、閃回、疊印等手法以增強語言的張力，使詩歌的語言世界呈現全新風貌。邵燕祥的《五十弦》、西川的《在哈爾蓋仰望星空》等詩作，在詩意上有嶄新發現的同時，在語言運用上也給人以新鮮、靈動之感。
激活古典詩學傳統與樹立文化自信
歷史總有它自身的邏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上世紀80年代競相引入西方各種思潮與流派，到一定程度自然引起反撥。針對某些年輕人忘記來路，老詩人鄭敏表示深深的關切，她鄭重提出：“21世紀的文化重建工程必須是清除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輕視和自卑的偏見，正本清源，深入地挖掘久被埋藏的中華文化傳統，並且介紹世界各大文化體系的嚴肅傳統……應當大力投資文化教育，填補文化真空，使文化傳統在久斷後重新和今天銜接，以培養胸有成竹的21世紀文化大軍。”與此同時，青年詩人也紛紛對傳統進行新的思考，詩人一平説：“創造是以傳統為背景的，是相對傳統而成立。沒有傳統作為背景和依據，就沒有創造，只有本能的喊叫。”
90年代以來，我們明顯看到詩人們正在清除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偏見，自覺吸取中國詩學文化的營養，收穫一批植根在民族文化之樹上的詩的果實。僅以對史詩的追求而言，80年代詩人喜歡從西方文化中尋找題材，喜歡使用希臘傳説和聖經典故。進入90年代以後，“史詩”的追求有增無減，但詩人的著眼點卻從西方轉移到東方。大解的《悲歌》、葉舟的《大敦煌》、梁志宏的《華夏創世神歌》等，均以恢宏的氣勢、雄渾的意象，把古老的東方文化與現代人的意識糅合在一起，致力於呈現民族文化心理結構。
當我們簡略回顧改革開放40年中國新詩所經歷的變化時，正趕上新詩誕生100週年。百年交替，對於新詩來説，不僅僅意味著時序流轉，同時也給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間。今天我們的新詩儘管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它堅定地行進在通向新時代的路上，並召喚著未來的詩人與之同行。（作者為首都師範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