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土地，中國農民賴以生存的根本。千百年來，中國大大小小的社會變革和制度流變幾乎無一不是圍繞著土地而動，但自下而上的土地制度變革卻幾乎從未有過。
1978年12月，一個寒冷的冬夜裏，安徽鳳陽小崗生産隊隊長嚴俊昌和17戶村民，在那張著名的分田到戶協議書上，以紅手印摁下求生的勇氣。嚴俊昌説：“我們要想把肚子吃飽，那就只有一家一戶地幹。那時候明顯知道（這是）犯法坐牢的，我就號召我們怎麼救活自己的命。”
在歷史的定格裏，不僅18戶村民和小崗村的命運從此反轉，中國農村改革的發動機也由此發動。
如果説，小崗村以自己樸素的求生勇氣實現了從下到上的時代突破，那麼中國政府各級有識官員則以決絕的政治勇氣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將星星之火變成燎原之勢。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原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曾説：“1978年是大旱，我到了肥西看看，那裏山南包産到戶了，麥子長得很好。包産到戶又違反黨的決議，又不符合憲法，我説怎麼辦。我首先跟陳雲同志商量的，他説我雙手贊成。以後我跟小平同志講，小平同志説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幹下去。”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制的幾個問題》，肯定了包産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
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個中央一號文件出臺，聯産承包被逐步深化確認，並在全國推開。其中，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允許土地轉包。也是在這年，中國每人平均糧食擁有量達到800斤，接近世界平均水準。
從2004年到2018年，每一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無一例外地聚焦了農業農村問題。而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農村土地實行集體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無疑是又一次歷史性的突破。
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表示，三權分置是繼家庭承包經營之後重大的制度創新，可以説這是一個充滿政治智慧的制度性安排。
土地制度改革，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更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但無論怎樣改革，40年間，一切以農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未改變。
上世紀70年代，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有兩塊“招牌”，一塊擺在明面上——“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一塊圍在圍墻裏——一個“偷偷”開辦、創造百萬元利潤的五金廠。這是另一棵大樹的萌芽，動力也是讓農民富起來。華西村原黨委書記吳仁寶曾説：“我們為什麼搞？我們為了老百姓要富，為了改變我們農村的面貌。”
1978年後，中國農民成為擁有生産經營自主權的商品生産者，農業生産力有了質的飛躍，大量剩餘勞動力也由此産生。在與華西村相距約1500公里的廣東順德，何享健幾乎同時意識到時代變了。1980年，他的瓶蓋、五金小作坊第一次開始製造風扇，大多數技術都來自國營工廠技術人員的業餘兼職。這家企業後來有個家喻戶曉的名字——美的。何享健回憶説：“講得好聽一點叫‘星期天工程師’，實際上是‘黑師傅’，那時候是不合法的，他們出來幫我們不合法、我們請他們也不合法，就在晚上偷偷摸摸幹起來。”
1985年1月，《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十項政策》發佈，號召農民調整産業結構，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對鄉鎮企業實行信貸和稅收優惠。此後8年，美的在深交所成功上市，成為中國第一家上市的鄉鎮企業。這是美的、科龍、格蘭仕們的黃金時代！而華西村，也在1995年躋身中國鄉鎮企業經營規模第三。到2003年，吳協恩正式接班父親、成為華西“新書記”時，中國鄉鎮企業面臨的已是全然不同的挑戰。尤其是近5年來，這家擁有8大公司、40多億固定資産的大型企業集團，謀求的已然是進一步的轉型升級。吳協恩表示：“我們不僅在傳統工業上面不再擴大，而且我們把過去落後的産能逐步地梳理，能技術改造升級的就技術改造升級，不能技術改造升級的堅決關。”
從無到有，從弱到強，鄉鎮企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成績斐然。1980年，扣除農業提供的部分，鄉鎮企業提供了國內生産總值的3．3％，到1990年這一指標提高到13．3％，1995年進一步上升至24．7％。
聯産承包責任制加上鄉鎮企業的騰飛，讓中國農村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財稅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向下轉移，1990年之後的10年，農民稅費負擔總額從469億元增長到1359億元。
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原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説：“農業稅包括4項，農業稅、農業特産稅、牧業稅、屠宰稅，這4稅合在一起還不到400億，但農民交了1350億，還有鄉政府要向農民收的統籌款，義務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民兵訓練統籌、軍烈屬優撫資金統籌、鄉村修路架橋費用統籌……所以當初有個口號——‘農村的事情農民辦’。”
1998年，遼寧省鳳城市大梨樹村原黨支部書記毛豐美首次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取消農業稅。他説：“我提出建議後，他們説你這不扯嗎，怎麼能不拿農業稅呢？我説那不對啊，城裏人掙工資，800來塊錢以後才納稅，一年一萬塊錢了，俺們農民全年才掙400塊錢，徵稅點差20倍啊。我提了8年，年年提、年年提。”
2000年，以“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兩個調整、一項改革”為內容的農村稅費改革率先在安徽試點。2006年1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宣佈，全面取消農業稅。
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辦公室副主任黃維健介紹，2006年在全國範圍內取消了農業稅，同時取消了農業特産稅、牧業稅。在我國存在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徹底與農民告別。農民減負、地方減收這一部分缺口是由財政來進行彌補的。
農村的事情由農民辦改為財政辦。農民的負擔卸掉不容易，財政的投入加上去也不容易。數據顯示，2009－2011年間，全國農林水事務總支出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保持在9％左右，而同期城市市政公用設施建設固定資産投資總額佔比則保持在13．4％左右。公共服務投入的差距進一步擴大了城鄉公共服務供給的差距。
於是，近年來，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為目的，建立農村基本社會保障制度，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一系列措施強力推出。
陳錫文説：“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制度，城鄉規劃要一體化、産業佈局要一體化、基礎設施建設要一體化、基本公共服務要一體化。十八大又進一步提出，要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這個提的就非常清楚。2013年的3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的農村考察的時候講了一句震動很大的話，‘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後來他又提到，關鍵是要看貧困地區的貧困老鄉。習近平總書記點得很清楚。”
十八大以來，圍繞著2020年實現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中國打響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場扶貧攻堅戰。
習近平：我們將持續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實現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13億多中國人，一個都不能少！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在扶貧減貧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現行標準下我國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減少到2017年末的3046萬人，減少了7億4千萬人。尤其是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被擺到了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採取了超常規的舉措，創造了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
2020年中國要徹底消除貧困，意味著平均每分鐘要脫貧約20人。這場決戰，分秒必爭。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表示，2018年，我國的目標是再減少1000萬以上貧困人口。對貧困發生率在18％以上的縣和20％以上的村，各省要進行跟蹤監測和預警評估；對貧困發生率在20％以上的縣和30％以上的村，開展解剖麻雀式的逐一分析研究，加大工作指導，督促落實。
2017年，黨的十九大吹響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嘹亮號角。這是黨中央對“三農”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習近平：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係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産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2018年9月23日，農曆秋分，首個中國農民豐收節。它是節日，但又不是一個普通的節日，這是我國第一個在國家層面專門為農民設立的節日，是對農民主體地位的高度認可。它是號角，但又不是普通的號角，它發軔于鄉村振興元年，是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再動員和新鼓舞，它必將凝聚起億萬農民的宏偉力量，在促進鄉村全面振興、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中譜寫我國農業農村改革發展新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