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是亙古未有的40年，是彪炳千古的40年，是翻天覆地的40年。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到“五位一體”全面發展；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人治走向法治；從閉關鎖國轉向全方位開放，從造福本國人民到造福世界各國人民；從物質奇缺、定量憑票供應到商品滯銷和産能過剩，人民生活從貧窮落後轉向小康幸福。改革開放40年，創造了人間奇跡，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改革創舉。40年改革開放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國，使中國進入由站起來到富起來，再由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
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和歷史現象的出現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後都潛藏著深刻的經濟、政治、社會、歷史等原因。回顧輝煌的40年，人們都在思考：如何觀察40年改革開放的深刻變化？如何把握順應歷史要求、契合時代潮流的改革發展脈動？如何探尋創造發展傳奇的“中國密碼”？值此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之際，記者專程走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務院參事何星亮。
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觀念轉換·思想解放·理論創新
記者：中外歷史上任何變法或改革都無法與中國當代的改革開放相媲美。那麼，縱觀改革開放40年，您認為，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通過觀念層面進行更新和轉換，宣傳新思想、新理念、新理論，更新人們的觀念，對於解放人們的思想有著怎樣的意義？
何星亮：縱觀改革開放40年，成功的關鍵因素是觀念轉換、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從社會文化結構的角度而言，任何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都可以分為三個層面：物質層面（表層）、制度層面（中層）和觀念層面（深層）。觀念層面的文化包括思想、精神、意識、理念、理論、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等，它是社會和文化形成、發展和變遷的基礎。
恩格斯指出：“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甚至吃喝也是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的饑渴引起的，並且是由於同樣通過頭腦感覺到的飽足而停止。”任何社會或文化變遷，都是先有觀念層面的變化，然後才會有實現這種觀念的行為活動，才會發生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變化。世界現代化進程與近代西方的三次思想解放運動分不開。文藝復興主張人類社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的精神束縛，為資本主義發展和多元化的現代社會奠定了基礎，促進了科學教育體系蓬勃發展。啟蒙運動以理性引導人從愚昧中覺醒，批判封建專制主義，主張自由、民主和平等，為歐洲資産階級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輿論基礎。這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是世界現代化的先聲。
從中外歷史來看，任何成功的改革或變革總是首先在觀念層面進行更新和轉換，通過宣傳新思想、新理念、新理論，更新人們的觀念，解放人們的思想，並在社會各階層取得廣泛共識，才有可能使改革順利進行並取得成功。如果輿論宣傳不夠，沒有在思想觀念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沒有獲得大多數人的共識，改革將會阻力重重並難以取得成功。商鞅變法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通過辯論，在思想意識上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援。西元前359年，在秦孝公的主持下，進行變法大討論，商鞅舌戰群臣、説服群臣並達成共識，為實行變法做了較為充分的輿論和思想準備。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沒有取得廣泛共識的基礎上，匆忙進行制度層面的重大改革。康梁戊戌變法也一樣，主要依靠光緒皇帝及部分大臣的支援，沒有獲得大多數官員的擁護和支援，不重視社會各階層思想觀念的轉變，匆忙推出新政，結果也失敗了。
1978年，我國開始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新征程，也是始於觀念的轉換與更新和思想大解放。《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發表了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我國思想理論界掀起了關於實踐和真理的大討論，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和支援，衝破了“兩個凡是”的精神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推動了中國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思想轉折。1978年12月13日，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會上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觀念轉換和思想解放推動理論創新，推動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1978年12月18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隆重召開。全會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全黨的工作重點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始了中國“富起來的”的新時代。
記者：當前，我國由“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仍然需要不斷解放思想。您認為，應當如何繼續堅持觀念轉換、思想先行和理論創新？
何星亮：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出了一系列深化和完善改革的新思想、新理論、新理念。
在發展方式上由主要重視經濟建設轉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五位一體”全面發展；在發展理念上由主要重視GDP轉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五大發展理念”；在治國理政基本目標上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轉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在對外關係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倡互利共贏、開放包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有這些都為我國由“富起來”進入“強起來”的新時代提供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我國一定能夠實現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
觀念轉換、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也是最重要的經驗之一。習總書記把思想觀念比喻為“總開關”，他説：“對黨員、幹部來説，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係，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各種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難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動上就會散一尺。”
改革開放成功的根本：重民生·順民意·正民心
記者：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這是黨和人民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也就是説，改革開放40年的成功是我們黨把握歷史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
同時，我們探尋中國當代歷史發展的規律，特別是探尋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不斷前進的規律，既要關注其中的客觀性因素，也要關注主體性因素。那麼，改革開放40年來成功的經驗有許多，您認為最根本的主體性因素是什麼？
何星亮：以民為本，重民生，順民意，正民心，是中國古代治國思想的重要內容。《尚書·五子之歌》有雲：“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認為“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根基牢固，國家才能安定”。《孔子家語·五儀解》有雲：“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把百姓和君王的關係比作水與舟的關係。《孟子·盡心章句下》有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指出了人民、國家和君主三者的先後、輕重次序關係。《荀子·大略》有雲：“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認為“上天生育民眾，不是為了君主；而上天設立君主，正是為了民眾。”《管子·霸言》有雲：“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強調“霸王之業的開始，是以人民為根本。根本治理得好則國家鞏固，根本被搞亂了則國家危亡。”賈誼《新書·大政上》有雲：“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認為“沒有不把百姓作為根本的，國家以他們為根本，君主以他們為根本，官吏以他們為根本”。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弘揚歷史上的優秀治國思想，以民為本，重民生，順民意，緊緊圍繞為人民謀幸福而展開各項事業，堅持改革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用的原則。
鄧小平更是從關心群眾的整體利益出發，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後富，實現共同富裕。他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看成我們黨和國家的“最大的事情”，看成黨和人民的“最大的政治”。40年來，黨和政府深懷愛民之心，時刻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恪守為民之責，不斷推進社會生産力的解放和發展；善謀富民之策，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改革開放推動我國人民生活從貧窮落後轉向小康，“中國的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3.1%。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創造了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5年累計減貧6853萬人，消除絕對貧困人口2／3以上。”
順從民意，根據人民大眾的意願進行改革，也是改革成功的因素之一。鄧小平曾多次強調：我們每做一件事，都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以人民的幸福、安全、健康等為根本，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為各項建設的動力和源泉。他在2016年4月18日上午主持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上指出：“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做到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十九大報告也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正民心”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培養有善良、老實、本分、厚道的人為基本目的。注重教化，重心性修養，通過壓抑私欲來規範行為；通過教化、修養來提升人的自律意識；重樹立典型作為學習的榜樣，以典型人物的意識和行為約束自己。通過教化使每一個人都有“良心”，都有廉恥感，使每一個百姓都成為講仁義、重誠信、崇道德、尚智慧、敬廉潔、守法規的中國人。辜鴻銘曾説，在中國，“一般的糾紛，依據禮義廉恥就可以解決，所以警察用不著那麼多。
記者：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方面掀起聲勢浩大的反腐敗浪潮，橫掃了貪腐猖獗的不良風氣，民心得以振奮，黨風得以清正。應該説，反腐敗對老百姓而言，是最順民意最得人心的。
何星亮：是的。我們還應該看到，與此同時，中央高度重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作出重要論述、提出明確要求。2013年12月23日，中辦下發《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為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指明瞭方向。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要以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為著眼點，強化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國民教育、精神文明創建、精神文化産品創作生産傳播的引領作用，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
重民生、順民意、正民心，既是古代中國的治國之本，也是改革開放成功的根本因素，同時也是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根本因素。
改革開放成功的保障：循序漸進·由點到面·上下聯動
記者：在一些特殊年份裏，人們總會産生出一些智慧、經典的話語，並且廣泛流傳。比如，改革開放之初，“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一個家喻戶曉的經典話語，而且是人們極其稱道的一種大膽探索的改革方式，有人也稱之為“摸論”。您怎麼看這種表述？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其作用、意義又該如何評價？
何星亮：40年前，我國採用的改革方式是循序漸進、由點到面和上下聯動相結合的漸進式改革，先易後難，先行先試，逐步推進。也就是人們常説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對於大膽解放思想、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經典話語。
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有一個由淺入深、由表像到本質、由直觀到抽象的循“序”過程。採用漸進式改革，可以保障改革順利推進並獲得成功。我國的改革首先在農村和農業生産方面進行，以解決吃飯問題。然後逐步從農村到城市、由農業到工業、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由沿海到內地進行漸進式改革。首先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步過渡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五位一體”全面發展。
“由點到面”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的優良傳統，在實行某種決策之前，往往先搞試點，先做試驗，驗證方案是否可行、是否科學？取得經驗後再擴大到面，擴大到全省或全國。改革開放也一樣，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無論是農業改革還是工業改革。
“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也是由點到面逐步推廣的。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的18位農民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該責任書最主要的內容有三條：一是分田到戶；二是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三是如果幹部坐牢，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包産到戶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生産發展迅速。1979年10月，小崗村當年糧食總産量66噸，相當於全隊1966年到1970年5年糧食産量的總和。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公開肯定了小崗村“大包乾”的做法。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指出包産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産責任制，並在全國推廣。1991年11月25日~29日舉行的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並不斷充實完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使廣大農村地區迅速摘掉貧困落後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國因此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養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跡。
記者：一般人印象裏，“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是由下至上發起的，但是如果當時不是萬里等地方領導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援，這一改革也不可能成功。那麼，對這個改革經驗，我們應該怎麼總結呢？
何星亮：“上下聯動”也是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之一。無論任何改革，如果只有領導層面的主觀意志，而沒有群眾層面的主動配合，不可能達到目的。同樣，如果只有群眾層面的主觀意志，得不到領導層面的支援，同樣也不會成功。“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是由下至上、上下聯動基礎上獲得成功的，這在當時是具有巨大的政治風險的行為。的確，如果沒有獲得當時的萬里等地方領導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援，這一改革也不可能成功。
其實，經濟特區也一樣，先搞試點，上下聯動，先由基層提出建議，然後獲得中央的大力支援。中國經濟特區誕生於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成長于90年代。1979年4月鄧小平首次提出要開辦“出口特區”。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三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3月，廣東有關部門建議把“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獲得中央的批准並首先在深圳加以實施。經濟特區的設置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迄今為止，除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霍爾果斯、喀什等七大綜合性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以及“先後建立54個國家級高新區、15個保稅區、62個出口加工區、9個保稅物流園區、13個保稅港區和9個綜合保稅區”，都具有經濟特區的所有主要內涵。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較好地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栗戰書同志2013年在《遵循“四個堅持”的改革經驗》一文中對“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改革和由點到面等改革方式作了全面的解釋，他説：“摸著石頭過河，是對腳踏實地、尊重實踐、從實踐中摸經驗摸規律，努力做到實事求是的一種形象説法，也是推進改革健康有序發展的一種重要改革方法。這個方法，不僅在改革之初行之有效，而且在整個改革進程中都是行之有效的。我們實行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事情，只能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反覆過程，逐步取得規律性認識。實踐中，對必須取得突破但一時還不那麼有把握的改革，採取試點探索、投石問路的方法，先行試點，鼓勵創造，鼓勵探索，取得經驗後再推開。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就是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從局部到整體不斷深化的過程。這種漸進式改革，避免了因情況不明、舉措不當而引起的社會動蕩。我們黨是在一個13億多人口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大國領導改革開放，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失誤，一旦出現就無可挽回、無法彌補。”
總之，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是亙古未有的40年，是彪炳千古的40年，是翻天覆地的40年。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到“五位一體”全面發展；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人治走向法治；從閉關鎖國轉向全方位開放，從造福本國人民到造福世界各國人民；從物質奇缺、定量憑票供應到商品滯銷和産能過剩，人民生活從貧窮落後轉向小康幸福。改革開放40年，創造了人間奇跡，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記者：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