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交通部副部長李居昌。梁熙明 攝

“我國的高速公路發展其實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原交通部副部長李居昌感慨地説。

時間不能逆轉，距離不能位移，只有可變的速度是創造奇跡的魔術師。1988年，我國大陸第一條高速公路——20.5公里的滬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車。此後30年，我國高速公路建設突飛猛進，增長幅度之大世界罕見。截至2017年年底，我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已達13.6萬公里。

“通車總里程世界第一位，發展速度世界第一。取得了這樣的成績，我們已經進入了交通大國，但還不是強國，要為建設交通強國奮鬥。”李居昌感慨。

萬事開頭難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汽車的平均時速只有30公里左右。儘管有些公路路段加寬改造了，但公路網標準低、品質差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路段依然車輛擁擠、通行不暢，與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日益提高很不相稱。”對30多年前的“出行難”，李居昌記憶猶新。

上世紀80年代，高速公路還僅僅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一種標記，在當時出版的中國公路交通圖中，高速公路是個空白。當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經濟日益為“瓶頸”所困擾的時候，通車能力大、行車速度快的高速公路在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蓬勃發展。

“讓中國的汽車車輪快速跑起來！”“趕快修建中國的高速公路！”許多業內人士和普通百姓都發出呼聲。

“1984年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京津塘高速公路通過審批，二是沈大高速公路開工建設。”李居昌回憶道，當時我國改革開放已經6年，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車輛迅猛增加，交通制約經濟發展瓶頸更加突出，改革開放呼喚改善交通條件以更好地支援經濟發展。

1988年10月，我國內地第一條冠名“高速公路”的滬嘉公路建成通車。幾天后，沈大高速公路南北兩段共131公里完工。

“兩條高速公路通車後立即顯示出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國內，高速公路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事物，沈大高速公路的建設是‘摸著石頭過河’。”李居昌説，沈大高速公路是我國當時公路建設項目中規模最大、標準最高的艱巨工程。全部工程由我國自行設計、自行施工，開創了我國建設長距離高速公路的先河，為大規模的高速公路建設積累了經驗。

沈大高速公路通車了，但是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完成由低速到高速的轉變。這有待於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更艱難的跨越還在後面。

　　原交通部副部長李居昌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梁熙明 攝

“當時社會上有兩種意見。有些人以修建高速公路投資大，佔地多，不符合中國國情為由而反對。還有人積極主張修建高速公路。”李居昌説。

由於認識上的不一致，我國的高速公路發展不得不經歷了由汽車一級專用路到高速公路的一段曲折過程。“那時候不敢叫‘高速公路’，只説是‘汽車專用路’。但是具備隨時改成高速公路的必要條件。”李居昌説。

1989年7月17日至21日，交通部在遼寧省瀋陽市召開了第一次全國高等級公路建設經驗交流現場會。“瀋陽會議創造了三個第一，中央領導第一次參加動員修建高速公路的會議；第一次邀請部分省市分管交通的領導參加；第一次統一了思想，明確了中國必須修建高速公路。”李居昌認為，瀋陽會議具有里程碑意義。

瀋陽會議明確了我國必鬚髮展高速公路，澄清了我國長時間以來要不要修建高速公路的模糊認識，為高速公路大規模發展打下了堅實的思想認識基礎，使我國公路建設走進了發展高速公路的新時期。

同時，瀋陽會議提出了我國今後建設高等級公路的重要政策措施，如統籌規劃、條塊結合、分級負責、聯合建設成為我國公路建設的基本方針；國家投資、地方籌資、社會融資、利用外資成為公路建設資金來源的基本政策；加強規劃和前期工作成為公路建設的基本原則。

隨著公路在交通運輸中的作用日益突顯，中國需要發展公路，需要發展高速公路，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有志者事竟成

1993年6月，為貫徹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講話精神，解決全國高速公路怎樣建的問題，交通部、全國各省份分管交通領導、交通廳（局）長齊聚山東，召開了全國公路建設工作會議，這是高速公路發展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規格最高、效果最佳、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會議。

　　新沈大高速公路。

“代表們參觀了山東的高等級公路和高速公路，從濟南坐車，經過泰安到煙臺，再從煙臺到達青島，走了1000多公里，路非常好。”李居昌回憶，山東會議後，各地領導絡繹不絕到山東參觀學習，掀起了建設高速公路的熱潮。

如果説瀋陽會議明確了我國需要高速公路，那麼山東會議則解決了全國高速公路怎樣建的問題，就是凝聚全國的力量，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全國一盤棋，把高速公路建設推上了新的發展階段。

從1993年到1997年的5年中，全國高速公路建設規模不斷擴大，建設速度不斷加快，工程品質不斷提高，共建成高速公路4119公里。京津塘、濟青、成渝、滬寧等一大批有重要影響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車。

國運興，交通興。高速公路不僅僅是速度和效率的代表，而且已成為綜合國力的象徵，成為衡量國民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之一。

後來者居上

上世紀90年代，在解放思想的同時，國家把交通運輸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我國高速公路建設10多年便走過了發達國家半個世紀走過的歷程。

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地區發生了金融危機。高速公路建設被黨中央、國務院遴選出來，承擔起擴大內需、拉動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神聖使命”。1998年6月，交通部在福州召開了全國加快高速公路建設工作會議。

“福州會議後，全國掀起高速公路建設高潮，我們也有決心、有信心，中央也很支援。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把高速公路確定為重中之重。”李居昌表示，在內、外部的合力推動下，高速公路建設風起雲湧，迎來了它的“黃金歲月”。

“1998年，國家原計劃投資1200億元，年中追加到1600億元，年末再加到1800億元，實際完成投資2168億元。”回憶起自己參與和見證過的高速公路建設，李居昌的思緒飛快地轉著。高速公路在為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立下不朽功勳的同時，總里程在1998年增加到8733公里，躍居世界第八位。

　　1988年10月31日，我國大陸首條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車。

“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我國經濟不但沒有下滑，還保持8%的增長，而且對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這個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能做得到嗎？做不到。”李居昌説。

福州會議解決了加快高速公路建設的問題，即要把公路建設進一步融入經濟發展整體，確立了公路發展在經濟結構調整、擴大內需、保持經濟快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

“這是一個很光榮的任務，也是個很艱巨的任務。”李居昌説，交通職工把困難轉化為激勵。

福州會議後的5年，我國高速公路得到了空前發展。“要致富，先修路”成為那個時代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5年間，全國公路建設總投資12343億元，扣除物價因素，是1950年到1997年全國公路建設完成總投資的1.7倍。2002年高速公路里程達到25200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交通制約經濟發展“瓶頸”緩解。

“後來整個社會對高速公路評價越來越高，高速公路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發展過程中的坎坷，我們一個個克服。”李居昌説。

從破繭而出，到在華夏大地上蜿蜒縱橫，迅猛發展的高速公路是古老的東方大國快速走向現代化，走向民族復興的標誌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