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説過，醫生有三大法寶：語言、藥物和手術刀。在武漢市中心醫院肝膽胰外科，有一位醫生視語言為“第一處方”，不僅看病，更看病人，以“語言處方”促進醫患互信，架起了醫患心靈相通的橋梁，用獨特的溝通方式詮釋了“醫者仁心”的使命責任。他的名字叫蔡常春，被患者親切地稱為“語言處方醫生”。
46歲的蔡常春是武漢市中心醫院肝膽胰外科主任、醫學博士、留美博士後。從醫17年以來，他視語言和藥物、手術刀同等重要，用通俗的言談及身體語言來向病人傳達關懷、理解與鼓舞，他3年製作百部PPT打開手術患者心結，耐心講解讓八旬老人一聽就明白。他的“語言處方”就是心靈處方，潤心無聲溫暖人心，成為治療當今國內醫患信任斷裂的處方。
“蔡主任救我了兒子，也救了我們一大家子！”提起蔡常春，80歲高齡的黃端芳老人感激涕零。兩年前，黃奶奶的兒子被多家醫院診斷為晚期膽管癌，都説只能活半年。老人不想白髮人送黑髮人。蔡常春一張一張地認真看完老人帶來的片子，憑藉多年豐富的臨床經驗，蔡常春推測患者不太像是一個晚期腫瘤病人，談了40多分鐘。最後，蔡常春告訴患者一家：“病情可能有轉機，手術還有機會！”手術前兩天，蔡常春留意到黃端芳老人有些不安，再次把老人請到辦公室，把事先做好的幻燈片一張一張地講給她聽，蔡常春不知不覺講了近2個小時，老人聽完後感嘆地説：“蔡醫生，你這樣用心講，我這個80歲的老太太都聽懂了，我放心把兒子交給你！”後來手術很順利，術中病檢結果出來了，正如事先判斷的一樣，得知結果，老人一家已在手術室外激動得哭成一片。患者出院當天，黃端芳老人連夜手寫了一封十幾頁的感謝信，親手送到醫院。
面對患者，醫生的一句話能夠暖全身，一句話也能涼透心。“許多時候藥物和手術在疾病面前束手無策，而語言總能帶給病人安慰和幫助。”蔡常春一直告誡自己，作為醫者，要始終把病人真正放在心上，多把病情講清楚一點，多用語言傳遞關懷，冰冷的手術刀也會變得溫暖，才能給患者帶來信心和希望。
其實，蔡常春在日常生活中話並不多，但只要對病人的治療和康復有幫助，他就會主動去表達，用心去體會。他常説，醫患溝通不是要説得多，而是要説好最恰當的那句話。這些年，每次面對疑難手術，他都堅持在手術前製作幻燈片，用患者能理解、聽得懂的大白話跟他們和家屬交流，如今，這樣的幻燈片已經有上百部。遇到農村來的患者，他就拿幹農活打比方；遇到做工程的病人，就拿蓋房子作比喻；對於樂觀開朗的病人，蔡常春可能會選擇直言不諱地告知病情；對於敏感內向的患者，他會盡一切可能做好保護性醫療。
蔡主任常告誡身邊的年輕醫生，只要用心，“語言處方”並不難開，有時一個鼓勵的眼神、一句簡單的問候、一個親切的拍肩握手，醫患之間的信任，就在這點滴的溝通中慢慢建立起來了。一次查房時，看到一位婆婆術後口苦不適，出現嘔吐，他隨手從口袋裏掏出一顆潤喉糖遞過去，婆婆含在嘴裏，口裏不苦了，臉上頓時有了笑容。給患者更換引流管時，如果病床挨著風口，他就先給他身上蓋上毛巾，再一邊操作一邊安撫，患者的疼痛似乎一下子減輕了許多。看到病人流淚，他常常是先遞上紙巾，跟他們拉拉家常，再慢慢打開他們的心扉，勸説他們努力配合治療。
“要説‘語言處方’有什麼秘訣，秘訣就在於一個醫生對生命要懷有敬畏，對患者要發自內心地尊重。”蔡常春坦言。
工作多年來，蔡常春養成了一個習慣，不管手術做到多晚，不管平時還是節假日，他都會堅持每天早晚兩次查房，即使出差在外，也要習慣性打電話到病房問問情況。有不少人問他，每天手術、門診這麼忙，還要花時間反覆跟患者溝通，這樣不累嗎？其實，他從來沒把和病人之間的溝通當成負擔。相反，他很享受這個過程，他説，這種溝通讓自己從患者那裏獲得了源源不斷的信任，也為他帶來了信心和勇氣。
“醫療技術要與世界一流接軌”，這是蔡常春一直以來堅定的目標。他先後到香港、日本、美國學習工作，向世界最頂尖的外科專家學習。2013年，蔡常春放棄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優厚待遇毅然回國。歸國後針對複雜肝癌病人，開展了自體肝移植手術，目前國內僅有少數醫院成功開展過，他帶領團隊先後開展了右肝高位肝段切除、腔鏡左、右半肝切除、腔鏡下保脾胰體尾切除、腔鏡下脾臟部分切除等20多項新業務新技術，並攻克微創全肝尾葉切除、微創胰十二指腸切除這些被喻為外科“珠穆朗瑪峰”的技術難關，做到腹部手術沒有禁區，精湛的醫術讓眾多疑難重症患者“起死回生”。
無論什麼時候，人都不能沒有夢想。蔡常春常説，作為一名外科醫生，多為患者減輕病痛，多挽救一條生命，為老百姓的健康多做實事，為祖國醫學事業多盡一份力量，就是他這輩子最大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