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場8.0級的汶川地震讓巴蜀大地遭受重創。
中新社記者 任海霞 攝
“惡補”救援能力
10年前的汶川地震中，救援人員徹夜奮戰的畫面，成為不少民眾難忘的記憶。但當年救援知識、救援裝備相對缺乏，救援手段較為落後，造成救援的實際效率降低。
此後十年間，中國成立了多個應急救援管理研究及培訓機構，使救援能力顯著提升。
2008年9月，中國高校首個災難醫學系在同濟大學醫學院正式成立；2010年4月，中國救災應急裝備領域首個國家級科技平臺國家救災應急裝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成立；2011年12月，中華醫學會災難醫學分會在上海成立，並陸續組建地震、火災、水災、爆炸、科普等多個學組，為中國災難醫學的起步打下人才儲備基礎……
據中國地震局辦公室、震害防禦司2017年10月公佈的數據，全國已建成80多支、1.3萬餘人的省級搜救隊伍，數10萬人的市縣級搜救隊伍，3000多支、近30萬人的地震志願者隊伍。
此外，減隔震等技術在重大工程設施中得到應用。目前中國已有昆明長水國際機場航廈等各類減隔震建築6000余幢，約佔世界的一半。
與此同時，240個地市政府將防震減災工作納入政府目標責任考核，推動職責和責任落實，271個地級市將抗震設防要求管理納入基本建設管理程式，有效保證了建設工程地震安全。
攻克前沿技術
中國地震和地震災害的特點為地震多、強度大、分佈廣、災害重。
據統計，中國大陸年平均發生20次5級以上地震，3.8次6級以上地震，3年2次7級以上地震。因此，地震預警對於減少民眾生命和財産損失至關重要。
2011年4月，中國的“ICL地震預警技術系統”首次成功預警。中國繼墨西哥、日本後，成為第三個有能力向公眾發佈地震預警的國家。
2017年8月8日晚，四川阿壩州九寨溝縣發生7.0級地震，中國提前逾一分鐘發出預警。
今年年初，“張衡一號”發射入軌。這是中國地震立體觀測體系的第一個天基平臺，有效彌補了地面觀測的不足。
中新社發 王路寬 攝
在大考中涅槃
汶川地震後的十年裏，中國的應急管理體系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也經歷了幾次大考。這其中就包括2010年玉樹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2014年魯甸地震和2017年九寨溝地震等。
據報道，2008年汶川地震後，次生災害不斷，汶川、北川災區與外界的交通線路一度癱瘓，直至災後第三天，幾條生命線才在搶修下恢復通行。
而2013年雅安地震後，國家救援隊伍同樣需要面對這個難題，但憑藉充足的人才、設備和過硬的爆破等專業技術，災後第二天，寶興縣靈關鎮蘇家岩段成功開闢便道，蘆山縣至寶興縣的省道210線最後一處阻斷處被徹底打通。
四年後的九寨溝地震中，應急管理機制再一次得到了練兵。
地震發生時間是21時19分，中國地震局22時39分就啟動I級應急響應，派出現場工作隊趕赴震區開展應急處置工作。
22時41分，從阿壩州、綿陽市以及九寨溝周邊縣緊急抽調的醫療救援力量趕赴地震災區。
22時59分，四川省軍區集結民兵隊伍，命令九寨溝縣武裝部人員快速趕往震中漳扎鎮。
這次地震，從地方到中央部委迅速啟動應急機制展開救援，在地震救援“黃金時間”內採取了一系列應急動作。
多難興邦，十年過去，當年滿目瘡痍的地震災區如今已經煥發出新的活力，而在經歷過一系列災難考驗後，無論是國家的裝備、技術，還是對災難的反應速度及災情研判，都有了質的飛躍。
從應災走向防減救災
汶川地震發生後，中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也駛上快車道。中國應急管理預案、體制、機制和能力都有了跨越式的進展。
2008年12月，中國對防震減災制度進行完善，重點對防震減災規劃、地震監測預報、地震災害預防、地震應急救援、震後恢復重建等制度做了修改、完善，新增了地震災後過渡性安置和監督管理等制度。
《國家地震應急預案》2012年修訂。以該《預案》為核心，縱向到底、橫向到邊、條塊結合、結構完整的全國地震應急預案體系已基本形成。
2017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對外公佈。該意見明確提出要“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後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
此外，目前國務院和31個省區市均建立了抗震救災指揮機構，同時建立了地震應急指揮平臺，具備監測監控、預測預警、震災情獲取、應急指揮輔助決策、資訊通告和調度指揮等功能。
2018年3月，伴隨機構改革推進，應急管理部成立，將分散在13個部門的應急管理相關職能進行整合，統一管理。
外界評論稱，應急管理部成立也意味著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制正式組成。汶川地震後，中國正從應災走向防減救全過程、安全與發展有機融合的模式。
回望這十年，也見證了中國應急管理領域的巨大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