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７個紅手印留下的扶貧幹部

新華社呼和浩特１月２６日電　 題：５７個紅手印留下的扶貧幹部

新華社記者李仁虎　賈立君

數九寒天，蒙古高原滴水成冰。阿令朝村養殖場、儲草棚、磨房、油坊、辦公房依次矗立在山崗緩坡上，驢兒歡叫、油麵飄香，紅紅火火的集體經濟給貧困的山村注入了一派生機。

淚灑“小山梁”

儘管有思想準備，但當扶貧工作幹部解良進村入戶後還是心頭一震：地貧、村貧、人貧，４個自然村一半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常住１０４戶、２１５人，有貧困戶６１個、１４２人，每人平均純收入多年徘徊在２６００元左右；村集體一窮二白，村委會無辦公場所，人們稱為“炕頭支部”。

２０１５年５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科級幹部、４４歲的解良主動申請駐村扶貧，來到察哈爾右翼中旗阿令朝村（蒙古語意為“小山梁”）。睡在老鄉家的土炕上，他久久不能入眠，如果一家一戶“撒胡椒面”，省事、簡單，可群眾得到眼前的實惠後仍無法從根本上脫貧致富。

他走訪、調查、與村兩委班子研究，“精準扶貧＋集體經濟”的扶貧思路逐漸清晰，並被大家認同。

資金怎麼解決？解良回到自治區黨史室遊説，單位分三批擠出辦公經費７３．６萬元予以扶持。

砌墻蓋棚，解良動員村民出工出力，自己清晨５點多起床，天黑還泡在工地上。資金緊缺、時間緊，壘第二個圈墻時沒來得及抹灰。開春的一天，凍土融化，墻被大風刮倒。解良站在散落一地的磚石上，想到幾個月來的心血毀於一旦，還有人風言風語説他“是來鍍金的”“做工程是來撈錢”的，不禁悲從心來，眼淚簌簌而下。

上表《請願書》

“起初大家心裏打鼓。”村黨支部書記張三娃説，建養殖場時部分村民因佔地問題前往阻攔。解良組織召開村民大會説明情況，不用大家投錢，合作社人人都有股份。

解良成天琢磨集體經濟。聽説驢奶粉價格高，特別是黑驢渾身是寶，便帶著村幹部到鄰近的赤峰市考察，買回８４頭黑驢；到小油坊打油，獲悉利潤對半，回來和大夥商量辦起了胡麻油加工廠；與專家探討怎麼讓麵粉好吃、賣高價，和村民合計辦起了石磨麵粉加工廠；把村裏的垃圾溝改造成魚塘；籌建６畝玻璃溫室大棚，發展觀光采摘旅遊。

“我們從來不敢想的事情他幹起來了。”阿令朝南村村民小組長郭全奎説，搞建設時，“解良像民工一樣埋頭幹活。”

村民之難，就是解良之憂。村民白舉文去世，兒子在外打工，他籌集２０００元幫助安葬。村民楊玉文和啞巴兒子生活困難，移民搬遷應繳１．５萬元，他和大家討論核減７０００元，又安排楊玉文到油坊打工。

駐村第二個月，解良買了輛低檔越野車，不停往返于村鎮旗之間，兩年多跑了８萬多公里。出門請客吃飯，車子來回拉材料，他沒在村裏報銷一分錢。

一年３６５天，解良２００多天住在村裏。上初中的女兒成績下滑，妻子埋怨，他內心愧疚。父親患帕金森氏綜合徵需住院治療，一拖再拖。

“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扶貧幹部。”張三娃和村民由懷疑到認可，由不理解到一心支援，全村上下擰成一股勁發展集體經濟。

２０１６年５月，解良駐村期滿，單位將他抽回完成一項重要課題。消息在村裏不脛而走，村民們情急之下想到了上表請願。６月１７日，５７位村民聯名寫下《請願書》，摁下５７個紅手印，派代表前往解良的單位請求讓他留下。

２０１７年７月，解良多年後背痛的老毛病加重了，住院治療２８天。走出醫院，他一頭扎到日夜牽掛的阿令朝村。

希望的田野

村裏老人愛聽戲，但幾十年沒唱過。２０１７年夏天，旗首屆鄉村文化節在阿令朝村舉行，連唱５天戲。廣場上人山人海，沉寂的村莊熱鬧鮮活了。

幹事情必須有一支好隊伍。他抓黨建，發展年輕黨員３人；註冊“阿令朝”麵粉和胡麻油品牌，聯繫外出黨員、大學生建立村民微信群，發展電商銷售。

如今，阿令朝村嶄新的發展藍圖正在逐步變成現實：驢養到２００頭；年加工麵粉、胡麻油各１０萬斤；吸引大學生回村參與集體經濟管理；給群眾免費體檢；搞好村民文化生活。

解良和村幹部掰指頭細算賬：經評估，阿令朝村集體經濟固定資産已達２８０萬元。預計油、面加工達産後，年實現純收入６０萬元，每人平均增收１８６０元；今年開春，魚塘將投放魚苗；秋後産驢駒５０頭，明年底出欄肉驢純收入４０萬元。

他帶領村民制訂出村集體專業合作社章程，村委會佔總股份２５％，村民佔７５％，按股分紅。常住戶每人１股，建檔立卡貧困戶每人加１股。當年利潤按照“四個２５％進行分配”，即２５％分別用於再生産發展資金、村民公益福利事業、村民分紅、管理人員獎勵。

春節臨近，油坊、面坊機聲隆隆，産品供不應求。

“看到希望了！”村民梁蘭梅説，“建廠房的時候，我去阻攔過，沒想到都是為大家著想。”

“鍋裏有了，碗裏才會有。”村民們憧憬著，今後産品打開市場，合作社搞好了，大家還可以養豬、養雞，搞農家樂，一起吃“旅遊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