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呼和浩特1月26日電  題:57個紅手印留下的扶貧幹部

新華社記者李仁虎 賈立君

數九寒天,蒙古高原滴水成冰。阿令朝村養殖場、儲草棚、磨房、油坊、辦公房依次矗立在山崗緩坡上,驢兒歡叫、油麵飄香,紅紅火火的集體經濟給貧困的山村注入了一派生機。

淚灑“小山梁”

儘管有思想準備,但當扶貧工作幹部解良進村入戶後還是心頭一震:地貧、村貧、人貧,4個自然村一半以上的人外出打工,常住104戶、215人,有貧困戶61個、142人,每人平均純收入多年徘徊在2600元左右;村集體一窮二白,村委會無辦公場所,人們稱為“炕頭支部”。

2015年5月,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科級幹部、44歲的解良主動申請駐村扶貧,來到察哈爾右翼中旗阿令朝村(蒙古語意為“小山梁”)。睡在老鄉家的土炕上,他久久不能入眠,如果一家一戶“撒胡椒面”,省事、簡單,可群眾得到眼前的實惠後仍無法從根本上脫貧致富。

他走訪、調查、與村兩委班子研究,“精準扶貧+集體經濟”的扶貧思路逐漸清晰,並被大家認同。

資金怎麼解決?解良回到自治區黨史室遊説,單位分三批擠出辦公經費73.6萬元予以扶持。

砌墻蓋棚,解良動員村民出工出力,自己清晨5點多起床,天黑還泡在工地上。資金緊缺、時間緊,壘第二個圈墻時沒來得及抹灰。開春的一天,凍土融化,墻被大風刮倒。解良站在散落一地的磚石上,想到幾個月來的心血毀於一旦,還有人風言風語説他“是來鍍金的”“做工程是來撈錢”的,不禁悲從心來,眼淚簌簌而下。

上表《請願書》

“起初大家心裏打鼓。”村黨支部書記張三娃説,建養殖場時部分村民因佔地問題前往阻攔。解良組織召開村民大會説明情況,不用大家投錢,合作社人人都有股份。

解良成天琢磨集體經濟。聽説驢奶粉價格高,特別是黑驢渾身是寶,便帶著村幹部到鄰近的赤峰市考察,買回84頭黑驢;到小油坊打油,獲悉利潤對半,回來和大夥商量辦起了胡麻油加工廠;與專家探討怎麼讓麵粉好吃、賣高價,和村民合計辦起了石磨麵粉加工廠;把村裏的垃圾溝改造成魚塘;籌建6畝玻璃溫室大棚,發展觀光采摘旅遊。

“我們從來不敢想的事情他幹起來了。”阿令朝南村村民小組長郭全奎説,搞建設時,“解良像民工一樣埋頭幹活。”

村民之難,就是解良之憂。村民白舉文去世,兒子在外打工,他籌集2000元幫助安葬。村民楊玉文和啞巴兒子生活困難,移民搬遷應繳1.5萬元,他和大家討論核減7000元,又安排楊玉文到油坊打工。

駐村第二個月,解良買了輛低檔越野車,不停往返于村鎮旗之間,兩年多跑了8萬多公里。出門請客吃飯,車子來回拉材料,他沒在村裏報銷一分錢。

一年365天,解良200多天住在村裏。上初中的女兒成績下滑,妻子埋怨,他內心愧疚。父親患帕金森氏綜合徵需住院治療,一拖再拖。

“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扶貧幹部。”張三娃和村民由懷疑到認可,由不理解到一心支援,全村上下擰成一股勁發展集體經濟。

2016年5月,解良駐村期滿,單位將他抽回完成一項重要課題。消息在村裏不脛而走,村民們情急之下想到了上表請願。6月17日,57位村民聯名寫下《請願書》,摁下57個紅手印,派代表前往解良的單位請求讓他留下。

2017年7月,解良多年後背痛的老毛病加重了,住院治療28天。走出醫院,他一頭扎到日夜牽掛的阿令朝村。

希望的田野

村裏老人愛聽戲,但幾十年沒唱過。2017年夏天,旗首屆鄉村文化節在阿令朝村舉行,連唱5天戲。廣場上人山人海,沉寂的村莊熱鬧鮮活了。

幹事情必須有一支好隊伍。他抓黨建,發展年輕黨員3人;註冊“阿令朝”麵粉和胡麻油品牌,聯繫外出黨員、大學生建立村民微信群,發展電商銷售。

如今,阿令朝村嶄新的發展藍圖正在逐步變成現實:驢養到200頭;年加工麵粉、胡麻油各10萬斤;吸引大學生回村參與集體經濟管理;給群眾免費體檢;搞好村民文化生活。

解良和村幹部掰指頭細算賬:經評估,阿令朝村集體經濟固定資産已達280萬元。預計油、面加工達産後,年實現純收入60萬元,每人平均增收1860元;今年開春,魚塘將投放魚苗;秋後産驢駒50頭,明年底出欄肉驢純收入40萬元。

他帶領村民制訂出村集體專業合作社章程,村委會佔總股份25%,村民佔75%,按股分紅。常住戶每人1股,建檔立卡貧困戶每人加1股。當年利潤按照“四個25%進行分配”,即25%分別用於再生産發展資金、村民公益福利事業、村民分紅、管理人員獎勵。

春節臨近,油坊、面坊機聲隆隆,産品供不應求。

“看到希望了!”村民梁蘭梅説,“建廠房的時候,我去阻攔過,沒想到都是為大家著想。”

“鍋裏有了,碗裏才會有。”村民們憧憬著,今後産品打開市場,合作社搞好了,大家還可以養豬、養雞,搞農家樂,一起吃“旅遊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