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當富起來的“大包乾”帶頭人嚴金昌、關友江站在來訪者面前，一定會想起18位農民按下鮮紅手印的那個激情澎湃的冬夜。
費孝通題詞的“鳳陽縣小崗村”牌坊
當時，改革開放尚未拉開帷幕，飽嘗饑餓之苦的小崗村民，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冒死”按下了“大包乾”的紅手印。
2018年1月15日，“新時代、新夢想”網路媒體新春走基層活動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啟動，全國主要網路媒體都走進了這個“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
改革第一村怎樣煉成？
40年前，安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為了不再挨餓、不再討飯，18位莊稼漢將家人“托孤”，把分田到組“秘密”改為分田到戶，搞“大包乾”。18個鮮紅的手印催生了家庭聯産承包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為中國農村改革提供了範本。
“大包乾”簽字室
這18人被稱為“大包乾”帶頭人，他們是：關延珠、嚴立富、嚴立華、嚴立坤、嚴金昌、嚴家芝、嚴學昌、嚴立學、嚴俊昌、嚴美昌、嚴宏昌、嚴付昌、嚴家琪、嚴國品、關友生、關友章、關友江、南韓雲，如今健在的還有11位。
“在當時的政策下，農民到地裏去，不管怎麼幹活都一樣，思想已經被搞亂了。”關友江介紹,“最後造成不夠吃，國家供應又不夠，就只能去討飯”。
紙包不住火，“秘密”很快被公社得知。“小崗村的牛草貸款、糧種貸款全部被扣下來，不給了，糧農貸款也不給了。”嚴金昌回憶稱，“實在沒辦法，為了吃飽只能走這條路，沒有糧食沒有種子，我們只能到處去借，硬是度過了難關。”
實行“大包乾”第一年，小崗村就獲得大豐收，一年的糧食産量相當於以往5年的總和，1979年的春節，小崗村人第一次不用出門討飯。“包産到戶”很快得到了縣委領導的支援，這種做法被巧妙地稱為“大包乾”。
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到小崗村考察，看到有這麼多糧食，看到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感到很自豪。“大包乾”獲得了萬里的力挺，1979年3月16日，針對《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的甘肅省檔案局原幹部張浩來信，萬里説：“是或非，只能從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來衡量，靠時間來檢驗……”3月19日，萬里在《讓農民、集體、國家都增加收入就是好辦法》的談話中指出：“你們的辦法，明年可以幹，後年還可以幹……”
中央在1980年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産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的75號文件後，又連續幾年發出中央1號文件，使“大包乾”迅速在全國普及開來，並不斷得到完善，成為我國農村聯産承包制的主要形式。
誰引領了新的“蛻變”？
時間很快進入八九十年代，受制于城鄉二元體制，這段時期中國農村的土地、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等四大發展要素向城市“凈流出”，許多農村地區發展緩慢，保持傳統農業勞作模式的小崗村也給外界形成了“一夜跨過溫飽線，30年未過富裕坎”的印象。
“出去打工的人很多，家家戶戶都有。”嚴金昌感嘆，“一個地方的發展要靠人才，沒有人才是發展不起來的。”
2004年2月，安徽省委選派財政廳幹部沈浩到小崗村擔任村黨組織第一書記，這個“省城人”的到來扭轉了這一切。
任職之初，背負著“鍍金”猜疑的沈浩，幹的並不輕鬆。他著力在穿著、語言表達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將自己徹底“農民化”，活躍在田間地頭調研考察。經過多次與村“兩委”成員、“大包乾”帶頭人談心，以及組織幹部群眾到華西、大寨學習，沈浩迅速理清了發展思路，“敢想敢幹”的小崗村人確定了“發展現代農業、開發旅遊業、招商引資辦工業”三步走的發展思路。
沈浩同志先進事跡陳列館
幾年間，小崗村進入了發展快車道：大學生進村創業，發展雙孢菇生産；土地流轉起來，鋪開了4300畝高標準農業示範田、葡萄種植園；建起了大包乾紀念館、當年農家等紅色景點；一半以上村民辦起農家樂，平均兩家一個超市；GLG農産品深加工産業園落戶。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構建現代農業産業體系、生産體系、經營體系，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促進農村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支援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增收渠道。
嚴金昌很自豪，“一半多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回來了，小崗村能提供就業崗位，誰不想老婆孩子熱炕頭。”
“年輕人就有用武之地，小崗村才有發展，我們要搞農村城市化。”面對記者説這話時，他或許想起了年輕的自己。
冬日暖陽西下，經過一天的照曬，小崗村屋檐的積雪化作雪水正“嗒嗒嗒”地滴落，媒體車隊也經由“改革大道”返程。據説，為建這條路，沈浩跑上海、上北京，生生讓上級同意暫停繁忙的京滬鐵路線幾十分鐘，只為配合其施工。
小崗村外，路的盡頭，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正上演著千千萬萬個“小崗村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