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延安市吳起縣，因戰國名將吳起得名，歷史悠久。作為中央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的落腳點，吳起在新中國歷史上帶有深深的紅色烙印。提到陜北，人們往往聯想到的是漫天黃沙、地貧民瘠的黃土高原。不過，如果你來到今日的吳起，從高空鳥瞰這片大地，就會發現山峁坡洼一片綠意盎然。這得益於吳起縣１９９８年起大膽改變農牧業發展模式，走出了一條綠色崛起的康莊大道。
“當時延安這麼一點地方、這麼一點人，養活了那麼大的革命力量，最後奪取了全中國，但是，我們也把你們的樹林子給砍光了，現在要還這個債，要把這個林子再造起來！”
這是１９９９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來到陜北考察時對延安百姓的親切關懷。就在同一年，朱總理向全國發出了退耕還林的總號令。
吳起縣是長征勝利的落腳點，也是中國革命的新起點。但是，在這片土地上，貧窮和惡劣的自然條件一直困擾著吳起百姓。以前，這裡土地貧瘠、廣種薄收，農民只求産量地毀林增田，１９９７年，吳起的森林覆蓋率僅為１９．２％。延安市宣傳部長柳志清回憶道：“過去吳起地貧民瘠，是黃土高原的腹地，生態環境非常惡劣，用兩句話形容概括就是：‘一年一場老黃風，從春一直刮到冬’；‘下一場大雨退一層皮，發一場洪水滿溝泥’。當地漫山放牧，生態環境惡劣到這個程度。農村經濟陷入了一個惡性迴圈，無法持續發展，農民無法增加收入，十年九害，廣種薄收。”
為了徹底改變這個狀況，１９９８年，時任吳起縣委書記的郝飚經過認真調研、反覆思考，決定在吳起實施封山禁牧和退耕還林，通過這兩個舉措來徹底修復生態、推動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１９９９年，國家開始實施“退耕還林”政策，並補貼退耕還林每畝１６０元。吳起縣的“退耕還林”之路更加開闊。柳志清介紹説：“吳起提前走（了）一步，（當時）國家（還）沒有政策。在１９９８年，我們就提出了封山禁牧，一次性淘汰了２３萬隻山羊，改成舍飼。後來有了退耕補貼，一畝地補１６０元，還有種林補貼。在９９年宣告退耕還林時，全縣一共１８０萬畝耕地退了１５０萬畝，只留下３０萬畝的平緩地和基本農田來作為耕種。滿山種地産量不高，經濟效益又不好，改成平地和舍飼以後，搞大棚種植、科技種植，單位面積産量就提高了，效益也增加了，而且生態環境也持續地得到了優化。”
１９９９年，吳起縣一次性退耕１５５．５萬畝，成為了“全國退耕還林第一縣”。從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７年，吳起退耕還林工作經歷了近八年的植被恢復期。由於沙棘具有價格便宜、成活率高、耐寒性好的優勢，吳起首先選擇用１２０萬畝沙棘開啟“退耕還林”的篇章。
要生態的同時，也要注重考慮經濟收入，要讓農民有票子，持續不斷地提升退耕還林成果。為此，２００８年，吳起開始種植山桃、山杏、楸子、蘋果等經濟林，並根據地勢種植不同樹種，如刺槐、油松等；把喬木林、灌木林結合，進行林種結構調整。
實施退耕還林以後，原本“靠天吃飯，靠地生活”的農民有了自己的産業。舍飼養羊、牧草種植、沙荊、仁用杏、山地蘋果、大棚蔬菜等成為了吳起農民增收致富的新産業。特別是林果、草畜、棚栽三大産業蓬勃發展起來，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達５７％。柳志清説，“像我們有山桃、山杏、蘋果，還有沙棘，葉子可以加工成沙棘茶，果子可以加工成沙棘飲料，還可提取沙棘的黃酮素。經濟林收入因戶不同，我家沙棘多，我的沙棘收入比重就大；我家還有長久的産業，比如棚栽業，一個大棚每年就可收入五到七萬，還有十幾萬的。棚栽業在吳起縣效益最好的就是我們本地的一種香瓜，一斤３０元，我們已經種了十幾年了，一個棚種好一點就收入十幾萬，要是五、六個棚，可以有百萬的收入。”
要問吳起退耕還林最大的受益者是誰，那一定是吳起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實施退耕還林以來，豐厚的收益使農民從最初的“要我退”變成現在的“我要退”。很多老鄉感慨地説，退耕還林以來，十幾年沒有發過洪水了。很多小時候參與過義務種樹的年輕人都説，當年退耕種樹，付出再多也值得。在吳起縣退耕還林展覽館工作的劉愛元就是眾多受益者中的一員，她説：“我小時候在學校的號召下也參加過很多次的造林，非常高興看到山上的樹越來越多。長大以後發現森林增多以後，環境確實變得越來越好，人民生活水準收入水準也是只多不減。雖然説土地被退耕了，但農民是有基本的口糧田的，在口糧田上我們種植當地的農作物，在其他地方還種植草料來支援養殖畜牧業，所以人民的收入水準是比以前大幅度增加的，生活越來越好了，也越來越幸福。”
紅色是吳起的根，綠色是吳起的魂。從以前的“兄妹開荒”到如今的“兄妹造林”，吳起在退耕還林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條新的綠色長征路。經過短短不到二十年的努力，吳起的林草覆蓋率已接近８０％，成為黃土高原上崛起的一片新綠洲。一個山川秀美的大西北逐漸在吳起變成了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