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獲得首屆吳階平-保羅楊森基礎醫學獎,圖為發表獲獎感言的照片。
邵峰的笑容中,掩飾不住自豪和些許驕傲。他手中拿著的筆電,封面印著“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字樣,這個被簡稱為“北生所”的地方,是他成長的“培養皿”。在這裡科學是唯一的指向。實驗室搞什麼課題、錢怎麼個花法,科研人員説了算;行政服務人員的績效甚至由科研人員打分,“我們的理念是把科學當做唯一的、最重要的事兒,一切要服務於它。”
邵峰曾借韓春雨基因研究遭質疑的熱點,第一時間在網上發文,提出這樣的團隊模式更利於原創性科研成果的發現,試圖為推動科研體制改革建言獻策,“很多人誤解我當初是要挺韓春雨,我只是把他作為一個話題、一個引子而已。我心裏是希望他的成果是可重復的,因為中國科學如果要發展,真正成為世界科學強國,你應該讓普通的科學家也有機會綻放,這個國家的科技實力才會算是真正強大。”
作為七零後的“海歸”科學家,他是為中國“原創性”科研添磚加瓦的拓荒者;作為最年輕的院士,他是為中國科研體制改革獻計獻策的建言者。愛國的坐標,也無外乎於此,“如果這個人總在舞臺上其實他已經結束了,至少對我們做科研的人來説就是這樣。別人在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時就是你的機會。因為你被冷落在一個不受人關注的角落,只有這樣你才能真正潛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