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的機制與局限性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産生的。正確理解該倡議的重要意義和作用，需要深刻認識經濟全球化的機制及其局限性。如前所述，經濟全球化是制度、經濟和技術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現的一個歷史現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觀的動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從客觀動力來看，一方面，資本積累具有無休止的空間擴張和空間重組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生産方式從福特主義向後福特主義轉變讓零部件“外包”日趨流行，這使得世界很多地區被緊密的供應鏈聯繫在一起，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全球生産網路。此外，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交通和通信技術的進步，讓跨越空間組織經濟活動的成本大幅度下降，産生了所謂的“時空壓縮”。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創造了可能性，決定性因素是包括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相信”自由貿易是有利的，紛紛擁抱了投資和貿易自由化政策。當然，這種將全球化的動力機制區分為客觀和主觀的看法，源自於不同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即人類不是“經濟動物”，有意願也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需求與慾望。
儘管“經濟全球化”這個術語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才開始被廣泛地使用，但經濟全球擴張的進程卻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第一次高潮出現在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中期，其主要表現形式是殖民背景下的貿易擴張。當時，以英、法為代表的發達工業國以武力為後盾強迫殖民地國家降低甚至取消關稅，將後者變成原料供應地、商品傾銷市場和資本輸出場所，形成了“核心-邊緣”國際分工。此時的所謂“自由貿易”是建立在殖民主義基礎上的不平等貿易。第二次高潮發生在 19 世紀下半葉至 20 世紀初，其主要形式為技術進步推動的資本全球擴張。一方面，電力、通訊、交通技術的進步使人類跨越空間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技術創新催生了壟斷資本主義。其結果是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上升。例如，1900—1914 年，世界對外投資總額幾乎翻了一番，達到 430 億美元。然而，這一時期資本的全球擴張仍然具有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不過由於兩次世界大戰戛然而止。
“二戰”後世界迎來了第三次經濟全球擴張的高潮，其特徵是美國主導建立的一系列國際經濟合作機制和國際機構，如佈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及其形成的匯率機制和自由貿易機制。儘管戰後殖民地體系逐步瓦解，但歷史上形成的“核心-邊緣”模式仍然發揮作用，不平等的分工未能改變。在戰後繁榮期，西方主要國家採取了凱恩斯主義政策，認為政府管制和干預主義措施是必要的。同時，由於當時這些國家經濟繁榮，資本積累壓力不大，流向海外的內在動力小。再加上“冷戰”格局的影響，這一時期的經濟全球擴張中貿易的成分遠大於資本擴張，因而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
20 世紀 70 年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結束了戰後繁榮期，出現了嚴重的“滯漲”問題。為了擺脫危機，以裏根和撒切爾政府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紛紛拋棄了凱恩斯主義政策，擁抱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大幅度減少政府干預，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並採取措施推動投資和貿易自由化。在此背景下，發達國家的資本開始大規模流向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彼得·迪肯稱之為“全球産業轉移”的現象。特別是，90 年代初“冷戰”結束後，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呈現出爆髮式增長。與此同時，經濟危機迫使西方企業不斷調整生産方式，從過去的垂直一體化、大規模生産的福特主義方式，轉向零部件“外包”、靈活生産的後福特主義方式。這使得供應鏈逐漸拉長，零部件生産的地區專業化分工愈來愈明顯，帶來了供應鏈貿易的大幅增長。例如，儘管産業集群日趨流行，但當前東亞內部貿易中 70% 以上是中間産品的貿易。因此，發達國家大規模對外投資、生産方式的轉變、資訊技術的進步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流行，共同推動世界正在成為一個愈來愈緊密的社會經濟空間。這便是我們稱之為“經濟全球化”的歷史現象，也是經濟全球擴張的第四次高潮。
縱觀歷史進程，資本空間擴張的本性是經濟全球擴張的根本動力，技術進步是“催化劑”，而國家管制和干預則是“閘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精彩地論述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總會産生過度積累的壓力，從而導致週期性經濟危機。而他也曾指出，技術進步和空間轉移可以延緩經濟危機的發生。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著名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把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解釋資本積累地理機制的學説，其核心概念就是資本的“空間出路”。哈維認為，資本積累離開空間擴張和空間重組難以維繫，需要不斷尋求“空間出路”，而交通和通信技術的進步為資本空間擴張提供了必要條件，降低了其空間位移的成本。因此，無休止的運動是資本積累的一個突出特點。正是資本積累“空間出路”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完美結合，拉開了資本在全球尺度上進行大規模空間擴張的序幕，催生了經濟全球化的出現。
由此可見，過去 30 多年的經濟全球化是歐美發達國家為了解決當時遇到的“滯漲”問題而打造的一套國際經濟治理機制，其根基是新自由主義思想。在推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這些發達國家不但認為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且認為世界上存在一條“最佳”發展道路，這就是他們曾經走過的道路，並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這種思想。20 世紀 90 年代的“華盛頓共識”正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産物，讓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陷入多年的經濟衰退。在這方面，西方主流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多主流經濟學家用數學模型論證自由貿易可以讓各國實現均衡發展，而現實卻大相徑庭（至少在很多空間尺度上如此）。事實上，早在 19 世紀中葉，英國在廢除本國的“穀物法案”後就鼓動西歐國家實施完全自由貿易，而僅僅 20 多年之後其他國家便感覺到利益受損，紛紛採取保護主義措施。另外，主流經濟學關於自由貿易的理論是基於平均個體認識論的，社會基層很容易被“平均”。這正是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中獲得了巨大利益，而其基層民眾利益受損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是一套主要滿足資本空間擴張需要的機制。在這個機制下，資本和大公司獲得了巨大利益，而社會特別是基層民眾付出了巨大代價，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此外，由於資本可以自由流動而勞動力難以自由流動的內在矛盾，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一個導致“幾家歡樂、幾家愁”的過程。任由這套機制主宰世界經濟治理，全球社會矛盾將日益突出，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將難以實現。事實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等一系列“黑天鵝事件”，都顯示出世界存在改革經濟全球化機制的巨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