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史地與絲綢之路

張掖平山湖大峽谷 楊 瀟

我們所説的絲綢之路，是從長安出發西行，通過甘肅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西域）地區，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伊朗等地，連接亞洲、歐洲的交流和商業貿易路線。絲綢之路在我國境內所通過的地區，主要是陜西、甘肅、新疆、青海等省區。《西北史地與絲路文明》就是將絲綢之路的發展、變化與所經過的重要地區——西北緊密結合，探討其間的關係。

本書首先將西北史地和絲綢之路置於“東方學”的視野下進行討論，而“東方學”是一門以研究東方歷史、地理、民族、文化為重點的學科群，它以歷史比較語言學作為治學的主要方法。“西北史地學”是面對西北邊疆的危機，我國學者“經世致用”，自發地從事有關問題的研究。東方學與西北史地學興起的時間和學科的特點相近，研究的方法也類似。

“絲綢之路”則是在近代中亞探險的背景下由西方學者提出的。德國學者李希霍芬在中國的考察共七次，他的考察既有學術的目的，同時還有為列強提供情報，便利其經濟擴張的目的。李希霍芬在中國考察回國後，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卷中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

李希霍芬到中國考察時，並沒有到達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他對絲綢之路線路的了解，主要來自文本而非親身經歷。他並沒有研究中亞史地，“絲綢之路”一詞也是他偶然、無意間提及的，所指也僅僅是從中國長安到中亞之間的東西交通路線，並將其理解為一條基本上筆直的道路。在《中國》第一卷中所附的“中亞地圖”，歷來被認為是最早的“絲綢之路”線路圖，其所描畫的“絲綢之路”，基本上是一條直線。這並不是實際的“絲綢之路”，而是他心目中的“絲綢之路”、他想像的“絲綢之路”。其目的是按這條線路修建鐵路，方便將新疆的煤炭運出去。

雖然“絲綢之路”是在西方對東方侵略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我們不能因為出現的背景而否認其科學性。因為“絲綢之路”的提出或“絲路學”研究，與東方學一樣，都有其科學價值。

本書在宏觀研究的同時，還對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微觀探討，如《史記·大宛列傳》中的“西城”和“西域”，絲綢之路的交流功能——雙向共贏，絲綢之路的交流特徵——轉輸貿易等，尤其是用較多篇幅辨析了“絲綢之路”一詞在我國的傳播和使用。雖然“絲綢之路”在1877年就出現了，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學者在研究相關問題時，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中外關係史”等名稱。1933年9月，《北辰》發表的文章中，將張騫開通的中西交通路線稱為“綢緞之路”。1935年，朱傑勤使用了“絲路”一詞，可以看作是“絲綢之路”的簡稱。隨後，國內出現了“絲道”“販絲之道”“運絲大路”“絲綢路”等稱呼，顯然是指“絲綢之路”。1943年2月24日，《申報》在講述16世紀葡萄牙對印度和馬六甲的佔領時，使用了“絲綢之路”和“香料之路”。這是目前我國媒體最早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從報道的全文可知，“絲綢之路”就是指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香料之路”則是指海上絲綢之路。

雖然“絲綢之路”一詞在20世紀40年代初就已在國內出現，但使用的頻率很低。“絲綢之路”一詞較多地使用，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政府間的對外友好交往中。

在政府間的交往中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後，史學界也開始關注“絲綢之路”，如1966年第3期《歷史教學》發表的《中國和非洲人民的歷史友誼》中就使用了“絲綢之路”。史學界較多使用“絲綢之路”，則是新疆文物考古、歷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新疆歷史文物的學者，如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2冊、朱紹侯主編的十院校教材《中國古代史》、南開大學劉澤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教材，都出現了“絲綢之路”的表述。此後，“絲綢之路”的使用逐漸頻繁，並出版、發表了以“絲綢之路”命名的著作和論文。

本書除了探討“絲綢之路”的出現及使用時間、範圍外，還對所謂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定義進行了辨析。國內學術界在談到李希霍芬關於“絲綢之路”的定義時，都説李希霍芬將“從西元前114年到西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並註明是引自李希霍芬的《中國》第一卷第454頁。實際上，真正奠定“絲綢之路”學術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學生斯文·赫定。他在1936年出版的《絲綢之路》一書中，對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作了全面解題和闡述，並將其引入國際學術界。

目前，有關“絲綢之路”的名稱比較多，其概念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論是按交通路線劃分的“綠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還是以交換物品分類的“玉石之路”“青銅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這些擴大或充實了的“絲綢之路”，都是借用或參照了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別説明，當我們説到“絲綢之路”時都應有具體的含義，即從我國長安出發，經甘肅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亞、歐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

（《西北史地與絲路文明》，劉進寶著，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