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許西海固

不止一次被這樣詢問：能説説你的寫作方法嗎？或者，如此表達好奇：你有什麼寫作秘訣，或者經驗可以分享？每每此時，除了傻笑，我有些遲疑，極力在腦海中搜尋答案，是啊，有什麼方法、秘訣或者經驗呢？人家鄭重其事地問，肯定在期待一個明確的答覆。抱歉的是，吭哧半天，我發現我沒有拿得出手的好答案，只能紅著臉説：“多讀，多寫，時間長了，你就明白了。”

馬金蓮（右二）和西海固農民女作家在一起談論文學。

兩多，一長。前者指向行動，後者則是努力和付出的累積。如果硬要拿出什麼答案，這就是我的答案。這看似笨拙的方法，其實是我從心窩子裏掏出來的，真正的肺腑之言。二十四年前，十八歲的我，剛從山溝溝裏出來，對文學沒有什麼概念，純粹是為了解悶，懵懵懂懂拿起筆在紙上寫下了一篇短文章，投進了我就讀學校的文學社的徵文信箱。那時候我根本不能想到，我其實已經推開了一扇門，這門裏的道路將通往一個叫做文學的遠方，這遠方會吸引我用幾十年甚至一生去追逐。

我不止一次回望過自己在文學之初的時光。那時我在一所叫做固原民族師範的學校讀書。中等師範學校，專門為本土培養小學教師，我們學的是小學教育專業，每天的課程就是為怎麼當一名小學老師而做準備。除了文化課，還有小三門，具體指的是體育、音樂和美術。氛圍比普通中學寬鬆，沒有升學壓力，文化課要求不太嚴，考試不挂科就行。這種環境太適合閱讀和寫作了，於是我幾乎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給了看書和寫東西，有時在課堂上也會偷著看書。

文學社的徵文活動很快有了結果，我得了一等獎，被通知去參加頒獎活動。這算是我第一次參加正式的文學活動，認識了一些文友，最重要的是認識了文學社的指導老師。他叫馬正虎，他誇了一些同學，其中就有我。還見到了幾位從校外請來的本土的作家，有《六盤山》的編輯。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刊物編輯。

這之後我隱約有了一個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文學。我喜歡閱讀，一看書就沉迷，很早的時候就這樣了。是上小學三年級時候吧，父親給我訂閱了《少年兒童畫報》，新書拿回家，我飯都不吃就看起來。真的是囫圇吞棗啊，不斷地碰到不認識的字兒擋道，我就磕磕絆絆地跳過去，撿認識的看，將字和字串聯起來，拼湊出字裏行間的意思，再結合畫面，連蒙帶猜地弄清楚畫面裏在講述什麼。

有一天我剛拿到新一期畫報，二姑姑來了，我就問她這個字咋讀？二姑姑當年念到小學四年級輟的學，她瞅了瞅，説她也認不得。“你查字典呀，字典裏都有。”二姑姑顯得饒有興致。父親剛好給我買了字典。在二姑姑的指導下，我查到了這個生字，它讀“邱”，合起來是“邱少雲”三個字。我嘗到了查字典的甜頭，從此只要碰到不會的字詞，只要我願意去查，幾乎都能由這本《新華字典》解決。這時候使用字典功利性比較強，每次查哪個字，直奔主題就是。

後來我師範學校畢業，在家待業，人生從來沒有那麼困頓過，看不到前路希望，心頭壓力巨大，手頭也沒有書可讀，寫作也一時間不能幫我走出困境。苦悶之中每天看叔叔帶回家的一些大學漢語言文學課本，同時翻看《新華字典》，不知道此時的字典還是不是我小學時候用過的那一本，反正手邊的一本字典被我從頭翻到尾，又從尾翻到頭，一個字一個字看，一頁一頁瞧，心裏有著説不出的惆悵。父母供我唸書十多年，現在我畢業了，卻因為是中專畢業生而沒有工作可做。出遠門去打工嘛，我沒有那個勇氣，父母也不會放心，只有苦等，希望就業的政策有變化，期待人生有峰迴路轉。如今想來，那真是走投無路的時段，字典被我翻得越來越毛越來越厚，如果它也有痛感，它肯定也疼痛難忍，只是它的呼喊我聽不到罷了。

作為鄉村出身的孩子，我很小就知道走出大山、和村莊裏這些辛勞的婦女們活得不一樣的唯一道路就是好好讀書，所以我的學習一直都名列前茅。但是受家庭經濟條件所限，我無法去上大學，沒有更多選擇的餘地，只能在中專畢業後重回村莊，這時候自然就得承受更多的壓力。幸好對於作家來説，沒有白吃的苦，後來我把這種親身經歷過的感受寫進了小説。長篇《親愛的人們》裏的祖祖和舍娃都曾面臨過這類困境，因為有過親身感受，所以當我寫到這姐弟倆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時候，我極力克制著自己——不能代入太深，情感需要克制，作為寫作二十四年的作者，我知道情感在行文當中收與放的分寸。我一直篤定文學有著溫暖人心給人希望的功效，所以我的文字總保留有溫度。但是，情感不能氾濫，藝術化的分寸一定要卡好，所以我在一次次看著祖祖和舍娃分別陷入他們人生困境的關頭，我就手足無措。我茫然地看著，好像他們就站在我面前，眼巴巴地看著我，欲向我詢問，命運的出路在哪兒？

我發自內心地疼愛他們。尤其舍娃，我從來沒有像疼他這樣，疼過一個小説裏的虛構人物。以前寫《孤獨樹》，小主人公哲布也曾讓我猶豫徘徊，揪心揪肺，寢食難安。留守個體的命運，在時代車輪的縫隙間顛簸，作為寫作者，我曾為文本如何結尾而重寫三次。舍娃，這個“80後”鄉村男孩，他其實就是長大了的哲布，就是在勇敢面對成人命運的哲布。我將內心雙重的疼惜投注在他身上，他變得沉甸甸的，我只能負重前行，帶著他和他一起去探尋這一代鄉村人的出路。

我要再次感謝自己二十四年的寫作歷程，這漫長的堅持過程，考驗了我，磨礪了我，也讓我在寫作上積累了寫作的實際經驗，明白了文學的一些基本常識。就在我將自己和文中的祖祖、舍娃融為一體的時候，我機智地做了剝離，拉開距離，以冷靜的審視的目光，去打量，去思考。就像手術大夫在做一台心臟手術，騰挪之間，來與去，進和出，取和舍，伴隨著情感的撕扯，需要大膽地下刀。最終我把自己帶進去了，也寫出來了，當越過一個又一個場景之後，當完成他們的人生成長之後，我知道我把握住了分寸，在現實和藝術之間，分得清，也守得住。這時候我明確看到了我的成長，是的，這裡我指的就是我自己在文學上的又一次摸索成長。

不管哪一種成長，都伴隨著艱難。這種艱難我在師範學校開始寫作的時候根本沒想到，那時候滿心裏只有喜歡，只有愛，看到文學作品天然地愛看，一看就一頭扎到裏頭，再也不願意出來。畫報閱讀帶來的樂趣，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不能滿足我了，我開始看小人書，看各種民間故事，看《民間文學》《故事會》《今古傳奇》這些書。感謝父親也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也感謝他在鄉文化站工作，讓我在當時那麼偏遠封閉的山溝溝裏，在周圍全是目不識丁的鄉親們當中，還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讀物。四年級的寒假，我開始啃《西遊記》。那是我人生中啃的頭一本大部頭，不知道上冊哪兒去了，我只碰到了下冊，很老的一個版本，紙張泛黃，字體比較繁複。我捧起來，又放下，放下，又捧起來，因為字兒不好認，比我熟悉的字要難。但那段時間確實沒啥可看，如此猶豫再三，最後還是逼著自己往下看。我就是好奇，這老磚頭塊兒一樣的舊書裏頭，究竟寫了些啥？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看進去了。金角大王和銀角大王在跟孫悟空鬥法，舉著寶葫蘆，喊一聲，孫悟空敢答應就被吸進去……一個新奇的世界在鄉村孩子的面前打開了，那時候我們村還不通電，我不知道《西遊記》還有影視劇。我只知道，文字承載的世界是遼闊無垠的，是五彩繽紛的，是樂趣無限的。

少年不識愁滋味，那時候的閱讀確實就圖個有趣。在師範裏開始寫作之初，我也停留在興趣的層面，看有意思的書，寫有意思的文字。但這樣膚淺的認知很快就碰壁了，隨著參加文學社的活動增多，聽文學社老師的講解增多，文學練筆的時日增多，我很快發現不是這麼回事。寫作，並不那麼容易，文學，不僅僅是圖個樂趣，還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在裏頭。那時候“西海固文學”已經興起，西海固作家中的石舒清正處於寫作旺盛期，馬正虎老師尤其喜歡石舒清，經常拿石舒清的作品給我們解析。石舒清的作品確實有一種魔力，一看就讓我欲罷不能，只要有刊物發表了他的作品，我就去尋找，從閱覽室找到過刊閱覽室，只要看到石舒清的小説就好像中了獎，一個字一個字讀，讀完一遍回頭再讀一遍。在原發刊物上讀了，又在選刊上讀，讀到癡迷處，動手抄寫一些打動我的片段。

讀完石舒清，讀郭文斌，讀陳繼明，讀了一容，讀張賢亮，讀張承志，讀更多的大作家的好作品。馬老師推薦哪些人，我就趕緊讀哪些人，學校找不到其作品的時候，週末去書店找，找到了買不起，就站在書架前讀。那是如饑似渴閱讀的四年，記得畢業前夕最後一次參加文學社的活動，我説要是條件允許，要是不收學費卻可以多留一年，我願意再上一年學，不，兩年，三年，都可以。當時我最捨不得的是師範學校的書籍，還有寬鬆的閱讀環境，和良好的文學氛圍。

走出校門，便一步踏入社會。閱讀和寫作都面臨著考驗，沒有時間，沒有條件，堅守成為一件艱難的事。我不知道自己哪來的韌勁，一面被生活的腳步牽引，為生活各種奔走，一面默默堅持著讀和寫。從什字鄉中學，到馬蓮鄉馬其溝小學再到興隆鎮政府，從娘家到婆家，從大姑娘到小媳婦再到孩子媽，從雇傭老師到正式老師再到公務員，這裡頭經歷的酸甜苦辣，如今很多時候我都不想回頭去看。畢竟，生活都是那麼過著，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唯一可以拿出來説一説的，似乎只有文學。對，文學和我陪伴到了今天。它看不見的手，被我的手抓著，捨不得放開，再難再苦，我都攥得那麼緊。從校園刊物發表開始，到逐漸往外走，登上正式發行的中學生刊物，再到固原市公開發行的文學刊物《六盤山》，然後到《回族文學》《黃河文學》《朔方》，再到《小説月報》和《小説選刊》，到《作品與爭鳴》《中篇小説選刊》《長篇小説選刊》《新華文摘》，到結集出版和獲獎，再到今年出版的長篇小説《親愛的人們》。

這條路不好走。然而，在艱難困苦之下的堅持，似乎更成為了一種必要。把心許給最漫長的歲月，不要求太多回報，不期待多少熱鬧，就那麼堅韌地活著，讀著，寫著。從最初的手寫，到逐漸學習打字偶爾在電腦上寫，到現在把八十萬字的《親愛的人們》全部敲在電腦裏，這一過程中有著別人無法體驗的快樂，這就是寫作的樂趣。苦當然有，但快樂是與之並存的。有時候這種特殊的抒發和寄託，獲取的快樂，大過了為此付出的辛勞和煎熬的心血，這大概就是作家之所以願意從事寫作的原因。

為什麼要寫《親愛的人們》這麼一部長篇小説呢？作品出來後，媒體朋友最喜歡這麼追問。是啊，為什麼呢？本來我一直寫中短篇小説，偶爾插隊寫部長篇，比如《馬蘭花開》《孤獨樹》《數星星的孩子》和《小穆薩的飛翔》，這四部長篇都不長，最長的《馬蘭花開》四十萬字。四十萬字，在傳統文學中已經算得上大篇幅了，可《親愛的人們》是前者的兩倍，為什麼要寫這麼長呢？之所以這麼長，是因為我有很多東西要訴説，要表達，要抒發出來。

構思之初，我跑了不少村莊去採訪。那時候還沒有確切知道究竟要寫個什麼樣的作品，只是有一種衝動，要寫。寫鄉土這四十年來的巨大變化，寫我熟悉和接觸過的鄉親們，寫西海固各個方面的變遷，寫我心頭激烈衝撞的情感，挽留正在大踏步遠去的當下，紀念鄉土文明的變遷和流逝，告訴外界一個鄉村孩子的心願和夢想，描摹那些鮮活的面容，刻畫那些深刻的心靈……

羊圈門是一個虛構出來的村莊。它可以是我一直書寫的故鄉扇子灣，也可以是西海固乃至西部大地上的任何一個村莊，更可以是讀者心靈世界裏想像的故土。其實它有母本，就是我的扇子灣。儘管我極力克服扇子灣情結，那麼清醒地構思著一個和扇子灣無關的村莊，但在我的思維畫面當中，總禁不住將虛構的羊圈門和現實裏的扇子灣重疊到一起，我用扇子灣的思維，創造著一個叫羊圈門的村莊和村莊裏的人，以及村莊生活裏的生老病死和倫理秩序。由此可見一個作家的局限性，或者説，我的局限性。

當《親愛的人們》完稿很長一段時間後，我腦子裏每天還是會想到它，手裏做著別的活兒，忽然就冒出一個詞語，一個句子，一個段落，或者馬一山説過的話，女人和她丈夫鬥嘴的情景，祖祖獨自坐在高考的考場上一邊奮筆疾書答卷一邊想把上學機會讓給姐姐因而遠走他鄉的舍娃的情景，碎女巧舌如簧跟她父母頂嘴的樣子，舍娃作為農村大齡青年遲遲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徬徨無助的畫面，羊圈門人踩著一百零八個臺窩到水溝裏擔水的樣子，羊圈門人在熱火朝天地修路，羊圈門通電了，小兔兔對著水溝稚嫩地高喊外爺爺挖臺窩，擺蘭香幽幽地望著舍娃，説“舍娃哥，你真的要娶我啊”，扶貧駐村隊組長老喬望著夕陽下滿天紅霞，忽然大喊“我想到了，想到了”……太熟悉了，這些情節，我就是在睡夢裏也能如數家珍地列舉出來。因為它們不僅僅是我構思出來、寫出來的，還無數次地琢磨過、打磨過、修改過，就連走路、吃飯、睡覺的時候，也在回味，這個詞語用的對不對？這裡細節安排合適不合適？這句話由這個人物説出來妥當不妥當？確實有魔怔了的跡象。好在終於完成了，交出去了，也就終於能夠做個告別，放下來了。長吁一口氣以後，感覺心裏空空的，並沒有告一段落後的輕鬆，反而有些失落。這心態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你在留戀？不捨？還是為別的什麼而如此莫名其妙？我質問自己。同時正式審視自己的內心，我發現確實有許多未盡事宜需要做個整理。

首先我需要告別。跟書中每一個人物做告別。幾年前我跟“80後”作家蔡東在QQ上交談，問最近她忙啥呢，她説在心裏養小説。第一次聽到這話，我有點樂，大笑，問她，小説也要養啊？又不是小孩，還需要懷胎十月地養？她説就是養啊，養到一定程度才能寫出來。後來我回味這話，發現很有道理，一部作品從構思到寫出來面世，確實就像養小孩一樣，受孕、懷胎、生産、哺育，哪一環節都重要。《親愛的人們》中的人物，還真就像我一個一個懷胎十月生出來的，從無到有，從面目模糊到有血有肉性格鮮明，每個人物身上都傾注著我的心血。現在他們出世了，長大了，應該去迎接自己的命運，我應該與它們告別，腦子裏再不用早晚都裝著他們。

其次是關於作品的名字。最初這個長篇叫《骨肉》，我的構思主要圍繞馬一山夫婦和三個子女進行，我想書寫一個很普通的家庭，這個家庭的成員都是普通人，普通到你伸手一抓就能抓一大把的程度。通過普通人和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來承載我要講述的故事，我要抒發的情感，我要寄予的心願，我要肯定的東西，我要堅守的方向。我知道作為一部長篇小説，這其實是有風險的，但我想試試。當作品一天天寫出來的時候，編輯楊曉瀾告訴我，《骨肉》已經不適用了，我自己也認識到了問題，《骨肉》確實有點小了，這八十萬字裏頭講述的故事已經突破了骨肉親情的承載量，於是我想到了“親愛的人們”這樣五個字。別看只是起個書名這麼簡單的事，楊曉瀾編輯和他的同事們沒少費腦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尋找更合適的名字，最後還是覺得“親愛的人們”更準確，於是就定了下來。

我拿著樣書認認真真看，努力讓自己忘記這本書的作者是自己，就把它當作任意一本圖書來讀，帶著挑刺兒的心態，一週時間讀完了。讀完，掩卷，抬頭看天，低頭沉思，我似乎聽見時間的腳步在耳邊呼啦啦跑過。十年，從萌發寫作心思到素材採訪收集，到構想書寫，到反覆修改，到發表出版，我用了整整十年。

如果現在還有人問我，你有什麼經驗或心得可以分享？那麼我想説的是，我只是以下笨苦的辦法，守著一塊地耕耘，我的汗水結出了這麼一枚果子，它也許不甜，是苦澀的，是硌牙的，那麼請您咬一口，品嘗過了，然後我們再探討人生，好嗎？

作者：馬金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