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糖街的憂與喜

位於子固路的喜糖一條街，眼下行人寥寥。

一對情侶來到喜糖街，在店裏挑選喜糖盒。

陳選峰店裏的喜糖陳列，整面墻紅燦燦的。

喜糖店裏，陳列著滿月宴、百日宴可用的喜糖盒。

比天下父母和民政部門更操心男女婚事的，南昌市子固路喜糖街的老闆們要算一類。

而王明秀同時符合以上兩種身份。她經營喜糖店多年，過去就是靠一顆一顆糖果，付清了兩套婚房的首付。只是兩個兒子，一個32歲，一個34歲，眼下都沒結婚。她撐直了胳膊，手掌豎立，擺出終結話題的姿勢：“一催婚，就是這樣——‘好了好了，別説了’。”

催婚無望，她便盼著店裏的生意能好。若説這是門大生意，其實利潤微薄，買賣雙方揪著小數點砍價，從2.6元到2.5元，也要費盡口舌地談。若説是小生意，卻勾連著一個家庭最重要的人際網路，每單喜糖的成交額往往在1000元以上。家家謹小慎微，選了又選，不好因為一顆糖失了面子。

一份喜糖，如今越來越不好賣。

一

南昌市連日陰雨，街道灰暗，行人寥寥。一位喜糖店的老闆坐在店裏，靠在桌邊嗑瓜子。桌下開著“小太陽”設備取暖，熱氣烘得人放鬆下來。她把嘴裏的瓜子碎屑悉數拿掉，才費力地抬起眼皮，緩慢地説：“不吃這個，要睡著的。”

店裏糖果紅燦燦的耀眼，但只有經年累月坐在裏頭的人才知道，這兒冷得出奇。

喜糖店是沒有門的。拉開防盜的鐵皮卷閘門，就剩一個空空的門框，敞開著做生意，冷風也敞開了吹進來。老闆們不知道這規矩從何而來，卻都不敢打破，只能生生地凍著。“要是能關起門來，不曉得幾（多）暖和。”她抱怨道。

有人猜測，推開門的動作會降低顧客入店的意願；也有人擔心，門會讓顧客看不清糖果的式樣，儘管只是一面透明的玻璃，也不能擾了喜事臨門。哪怕這條街資歷最老的店主蔣以剛，也説不來上具體的緣由。他20世紀90年代初入行，而這條街的喜糖生意從20世紀80年代始，店面就沒有門，最初做起生意的時候，連天花板也沒有。

子固路緊鄰滕王閣，歷來民生活躍。據考證，改革開放後，這裡先後成為販賣港臺歌曲錄音帶、私下倒賣國庫券的集散地，後來又集中了話劇團、雜技團、省歌舞團等文藝單位。再經變遷，發展出了一個吃食地段。

20世紀90年代，子固路最多的時候聚集了二十幾家喜糖店。南昌的家庭在這個時期飽嘗甜頭，風靡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軟糯香甜，以至於喜糖店的招牌至今都寫著“上海糖果”。南方喜鋪文化盛行，《中國糖果》雜誌提到，尤其是江蘇、浙江、福建、安徽等南方地區，佔據全國將近80%的喜糖市場份額。不論嫁娶、生子，還是喬遷、升學、參軍、辦壽，南昌人都要包喜糖。

這是一個新生蓬勃的市場，小老闆們不願束縛一點手腳。他們的店面狹小而糖果繁多，於是把糖擺到門口，甚至擺開工路去賣，人車穿行，擠得熙熙攘攘，夜幕降臨才收攤。

16歲的蔣以剛從一個漁村來到南昌，賣力做油漆工，一天吃得下20多個包子。有人看他做事老實，手腳麻利，請他幫忙照看自家喜糖店的生意。蔣以剛只讀到小學三年級，不懂什麼是做生意，只懂賣力氣。搬糖運貨，他幾分鐘就能搞定二三十箱，就這樣入行。直至8年後老店主退休，2001年，他盤下店面自己經營。

據他回憶，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受市場監管，老闆們才老老實實在店裏做起生意，而“敞開”的習慣留了下來。

這門生意確實需要空間——沒有人能獨自做得了一粒喜糖的主。來店裏的，大多都拖家帶口，三番五次地看。公婆挑了，又喊孩子來看，看完又叫親家母。到了旺季，3筆生意就能站滿一個店。

後來，城市建設也需要更好的空間。2017年左右，子固路的部分建築被列入拆遷規劃中。喜糖街關的關，搬的搬，規模不再。“原來這條街人流量好大。”一位店主回憶。後來，子固路上的南昌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也搬遷至紅谷灘新區，往來辦事的市民少了，老街更顯落寞。

幸而消費的記憶仍在。店主徐國勝瞅準時機，盤下了子固路中段的頭一家店面，成了第一家“復活”過來的喜糖店。當年年末，店裏日營業額最高8萬元。他把妻子、女兒、女婿和兩位外地的親家都叫來幫忙。晚上收拾衛生，一掃地，垃圾堆裏都藏著錢。

蔣以剛後來也在附近租了店面，重新把生意做起來。鄰近有幾家服裝店、藥店，陸陸續續，也跟著改了行賣喜糖，加起來不過10余家。

現在，店面從10平方米擴展到三四十平方米，老闆們也還是覺得小，不開闊，總怕人看不全。“要是安了門，又得往裏收一收。”一位店主説。

眼下，有沒有門倒不是最要緊的事。歸根結底，要有喜事，也要有人願意來登門。

二

喜糖街要經得住等待。

蔣以剛盯著門外發愣，景觀每天都差不多：幾棵樟樹，一段街道，閃過的車流和行人，以及對面那家已倒閉的店，裏頭黑漆漆的。他不怎麼鼓搗手機，也不愛刷短視頻，只是時不時坐到電腦前，點開股票走勢看看。

喜糖店沒有假期可言。蔣以剛夫婦十幾年沒踏出過江西省，辦過護照，但也放過期了。今年年前，婚宴喜事一場趕著一場，店裏忙到除夕才關門。按説正月裏還會有陸續的喜事，他大年初二就開張，但眼見月底，也沒做成幾單生意。

喜事是急不得的。這門生意一向是做半年，休半年。春節一過，要等到4月才忙起來，迎接“五一”的結婚高峰期，之後又緩下來，直到8月的升學宴、“十一”的結婚高峰之後，再回落下來。

根據民政部的數據，我國結婚人數已經連續9年下降。“哪有那麼好談的婚事？自己家的小孩都不願意談這個話題。”店主王明秀抱怨。

願意結婚的，會不會來店裏買糖，又是另一回事。“什麼東西網上都有。”蔣以剛説，“就賣我的進價，我怎麼做？”

網購喜糖品質參差不齊，但價格低、産品更新快，店裏賣什麼糖，也得跟著網上的流行走。社交平臺上，網友們分享的購買攻略細緻入微，連喜糖盒的組裝難易程度都能給出排序，精打細算的年輕人比價、比貨，自然更青睞網購。即使來了店裏的，也拿著手機一邊查，一邊和店主談價格。

喜糖店只能“卷服務”：承諾“假一罰十”、免費包糖盒、免費送貨到府，新冠疫情期間婚事延辦的還包退貨。有的店主把喜糖盒貼錢賣，進價3.4元的，賣2.6元；進價1元以下的，有時免費送。有一家店開始送糖盒了，其他的也不得不跟上，把虧掉的錢在糖上補一點回來。

生意來了，也需要等。一個人來看的，拿不定主意，不會買；太多人來看的，主意太多，也難買成。來店裏的，和睦的也有，賭氣的也有，吵了架哭哭啼啼跑出去的也有。老闆們需要察言觀色的本事，他們一貫熱情迎客，卻不會聊得過深，尤其避諱談彩禮：“萬一人家本身談得不合，你惹得不高興，走了，還怎麼做生意？”

如果談得好，就算是積累了一個客源。婚宴之後，滿月酒、升學宴、喬遷宴的喜糖，也會在同一家買。這給生意增添了一些人情，卻也不至於到“見證人生”的分量——等待會讓人遺忘。喜糖店和回頭客之間的情誼是鬆散的，不像餐館，客人今天吃了，後天還來吃；也不如服裝店，春天買了，夏天又要買。從一場婚宴到滿月酒，至少要隔上一年，再見面時，顧客認得老闆，而老闆多半隻能假裝熱絡了。

喜糖街享有的是一種無關個人的、廣泛的喜悅。每單生意都是好事，而生意要做下去，就要相信，總有好事會發生。這使老闆們有股樂觀的力量，能讓他們坐在甜蜜之中，日復一日，苦澀地等待甜蜜。

30年下來，蔣以剛好歹積累了一些客源。旅遊業繁榮後，有喜糖店轉行去賣水煮，但蔣以剛沒有閉店的打算。“我們什麼都不懂，只會做這個。”因為戶口還在鄉下，兒子很難上市內的公立中學，私立學校的學費昂貴。儘管妻子説，“這店是個夕陽貨”，也得靠著它。

眼下，這條街還沒有被南昌人遺忘，甚至還有人在入行。幾年前，陳選峰在蔣以剛隔壁開了家店，裏頭囊括了三種身份：左邊挂著女裝，右邊擺著喜糖，中間的電腦上挂著房産仲介的工作系統。雖有些突兀，但意味直白：不知道哪條路走得通，只能都試試。

三

一些更微末的變化，藏在喜糖盒裏。

如果一個南昌家庭的三代人在不同時期結婚，他們的喜糖盒大約如下：

最早，是一份紅色塑膠袋，內含28顆水果硬糖和兩根喜煙。

接下來，簡易紙盒登場，其中的20顆糖口味各異：大白兔奶糖、棉花糖、花生酥糖、軟糖……另附一盒普通喜煙。

現在，一個精緻的皮質手提盒裏，只裝8顆糖，包括進口巧克力、棒棒糖、氣泡糖和獨立包裝的大棗等，喜煙是中華牌。

過去幾十年間發生的變化，是糖的數量持續減少，煙的價格持續上提。如果這個家庭在未來收到一份喜事的伴手禮，甚至可能一顆糖也看不到。

“糖不是好東西。”喜糖街的一位老店主直言不諱，“醫生説糖的危害比煙還大呢。”為了進貨考慮，他不得不吃糖時，只剝開放嘴裏嘗嘗味，就吐掉。

“好的食物，在‘吃起來好’之前首先必須‘想到它好’。”美國人類學家西敏司在《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中認為：“這是由社會性決定的，而非生物性。”他的論斷是：“食物可能只是一場更龐大、更根本之轉變的一個表徵。”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近10年間，全國城鎮居民每人平均食糖消費量逐年減少。蔣以剛記得，10年前，過年賣糖，幾乎人人都買10來斤。現在，一家人買一兩斤糖，都吃不完。

喜糖街的感受得到了宏觀印證。中國食品工業協會的副會長王琪在2023年中國糖果論壇上表示，從2015年以來，我國糖果行業規模以上企業糖果總産量就呈現出震蕩下行的發展態勢。

“食品正在由生存型消費向健康、享受型消費轉變。”王琪説，“但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糖果産業缺乏創新、産品類型單一、品牌化不足、研發産業結構較為落後，導致我國糖果市場佔有率偏低。”

越來越多人把進口糖果，尤其巧克力，看作一份喜糖的品質宣言——就像20世紀90年代的大白兔奶糖一樣。當一對新人計劃購買喜糖，他們進店的第一件事是挑選禮盒的款式，其次是選擇巧克力，最後才是選糖。

糖的使命是滿足中國人對一樁喜事的希冀。包裝和意義，比糖果本身更重要。

婚嫁喜糖的寓意大多與生育有關：棉花糖代表“子孫綿延”；酥糖和牛軋糖含有花生成分，和大棗一樣，寓意“早生貴子”；棒棒糖是“帶把兒”的，寓意生男孩；包裝上如果是一男一女，寓意“兒女雙全”；喬遷的喜糖盒裏則有糕餅，寓意“步步高”；也有人會放梅子，寓意“揚眉吐氣”。

一粒糖能見民生百態。店主徐國勝包過最貴的喜糖，光盒子就15元；最便宜的一份，糖和盒總共1.8元。有人只放巧克力；有人糖都不要，只裝名貴化粧品和數位産品。有人好面子，也有人更在意自己：“又不是我吃，隨便買點就行。”有人只要進口品牌；有人支援國貨，包裝上帶外文的一律不要，尤其日本核廢水排海期間，海鹽口味的糖也不要。

有人要選白色的喜糖盒，徐國勝問：“喜事用白色不好吧？”年輕人回答：“白色好啊，純潔。”徐國勝下次進貨，就進一些回來擺著。

婚事的主導權變遷，兩輩人有時爭吵不休，徐國勝很少插嘴。如果對方要，就幫人家裝起來；如果不要，他就坐下來烤火。

他66歲了，穿著一身潮牌守在店裏，鴨舌帽底下的眉須已經很長了。“做這個生意，還是要有精神的，本身年紀大了就難看。人家到店裏，肯定是高興的事情，不要一看——”，他撇撇嘴，身體往後一閃，做出嫌棄的神情：“老頭子，沒意思。”轉而又笑了：“我是個old man了。”

也常有老人來喜糖街。他們總念著一個品類，挨家挨戶地問：“有薄荷糖嗎？”“有牛軋糖嗎？”還有一個從上海來的老知青，要找自己年輕時吃過的一種椰子糖，據説口味濃郁，那時風靡了她的家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糖吃。做喜糖生意30年，徐國勝得到的經驗很簡單。

“要尊重所有人的選擇。”他説。

（記者 杜佳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