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拍紀錄片的大學生

有這樣一群大學生，他們選擇用鏡頭觀察世界、記錄生活，還原他們所看到、所聽到的“真實”故事。通過拍下一部部紀錄片，他們用影像留存這個時代的記憶，卻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自己看世界的角度。近日，幾位拍紀錄片的大學生接受了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記者試圖走近他們，了解那些故事是如何被挖掘、被講述、被呈現，了解紀錄片對於他們的人生所帶來的意義與可能。

朱芳正（中）在拍攝紀錄片。受訪者供圖

“如果我去拍，會不會做得更好一點”

朱芳正是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一名學生，專業是傳播學視聽方向。由於專業特點，本身就有一些相關課程需要進行紀錄片拍攝。他從大一就開始創作，讓他真正想要自己做導演拍攝紀錄片，是他在當中國國際大學生紀錄片大賽的學生評委時。作為工作人員的他，需要日常審核學生的紀錄片投稿，通過學習和觀看大學生們的紀錄片，他也萌生了拍紀錄片的想法。

“如果我去拍，會不會做得更好一點，這可能也算一點小小的野心吧。”朱芳正覺得，也許是一直以來的學習和積累，又或許是這一點點“野心”的加持，他開始了自己導演的第一部紀錄片。“拍攝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勇氣是一步一步培養出來的”。

香港大學研究生王旭楠，本科就讀于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他對於紀錄片有更深的理解，開始拍攝紀錄片源於本科期間的一次選課。在這次紀錄片課程學習中，他學習到紀錄片的創作是從已有的東西中進行挑選和觀察並且進行剪輯，整理出一個從自身視角所觀察的內容。除此之外，王旭楠提到了“真實”這一關鍵詞對於他開啟紀錄片拍攝的重要性，“大家普遍認為紀錄片應該是記錄真實，但是在我接觸紀錄片之後，發現真實的界限似乎是模糊的”。

“這種真實是紀錄片最大的力量”

在第一部紀錄片拍攝中，王旭楠開始了對於“真實”的追求和探索。紀錄片《不回家看看》中，他選取了一群無法回家過年的港漂作為拍攝對象，將錄影機交給被拍攝者，讓他們記錄自己的生活，試圖以此更加客觀地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狀態。他説，紀錄片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你如何能夠保證自己拍攝的角色在鏡頭前面呈現真實。他當時試圖通過把攝影機交給被拍攝者，但實際上攝影機的存在會干擾整個事件，有些被拍攝者始終有一種對著鏡頭表演的感覺。

紀錄片商店。林潔 攝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專業的曾千芝，在紀錄片《“深”生不息——深圳西鄉立交橋十元理髮街紀錄片》的拍攝中也遇到了同樣問題。她關注到十元理髮街上，這些背井離鄉的街頭理髮師的故事，希望記錄下理髮街未曾衰落的背後，普通人之間的惺惺相惜。但在拍攝的過程中，她發現，“我們在拍攝的時候，希望不對他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産生很大的影響，所以見縫插針去採訪和拍攝。但是，設備的存在依舊會干預到被拍攝者的日常生活和表達，呈現在鏡頭面前的可能是他希望表現出來的東西。”

在拍完第一部紀錄片之後，王旭楠開始思考，攝影機在場及如何處理和被拍攝者之間關係的問題。由此，在他的另一部紀錄片《我畢業了》中，王旭楠選擇將拍攝重點放在記錄自己和被拍攝的香港同學的關係上。他們也從一開始拍攝時的普通同學關係變得親密，王旭楠對於真實擁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王旭楠看來，所謂傳統的紀錄片，都是在拍某一個人，好像導演跟他沒有關係，但真正的情況是導演永遠會在場和被拍攝者隨時溝通，這個關係是在整個紀錄片中都存在的。他説，一開始很想知道真實到底是什麼，但後來發現真實不是説從某一個單獨的視點去觀察某個東西真實，而是這之中的“關係”才是最真實的，“這種真實是紀錄片最大的力量”。

通過紀錄片的力量，再回到真實的世界

談及紀錄片對於自身的意義，朱芳正提到，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你體驗了一種完全沒有接觸到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值得被記錄的人和事，然後將他們記錄下來。朱芳正開始記錄的慾望是在看到這些人和事的時候被激發出來的，這種慾望會驅使他去拍攝、去挖掘、去找尋。“記錄本身就有意義，特別是對於這樣一個時代下的這樣一群年輕人。”

“我們能夠看到不同的人，他們有不同的人生，而我能夠感受這些不一樣的人生。”曾千芝談及紀錄片對於自己的影響，更多是在通過去採訪、去記錄、去了解，感受不一樣的人生，甚至是它背後所蘊含著不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她提到，作為學生群體，還沒有過多參與整個社會的運作，個人的認知會有一定的局限，通過與被拍攝者的交流，能夠體會到不同人的思想和認知，拓展了自己的想像。

“其實每一種人生狀態、職業都有存在的必要和價值，我們不能局限在自己的認知當中。”曾千芝説，在街頭理髮師的拍攝中，她發現理髮師的職業看似普通，卻也有著自己的思考、積極的心態和對未來的期待，曾千芝對於自身的未來也拓展了更多新的可能，或許不是一定要成為高樓大廈裏面的白領才算是成功，人生還有許多值得嘗試的東西。

“真正重要的是，生活中那些真實發生的事情。”王旭楠提到自己的老師曾經説過，作為紀錄片的拍攝者需要到達實地進行觀察，去了解那些或許曾經被影像分隔開的現實世界，通過紀錄片的力量，再回到那個真實的世界。同時，更重要的是紀錄片可能給你帶來了什麼，或者影響了什麼，回歸到生活本身又是什麼？他坦言，因為《我畢業了》這部紀錄片，自己和那個香港同學成為朋友，最後回歸到生活的感覺是很棒的。所以，紀錄片教會了他要回歸到生活中的那些真實。

去呈現另一個世界，人生的另一種可能

曾千芝表示，“通過我們的拍攝和記錄，讓更多人能夠了解社會的更多方面和多元可能。”而不管是社會的問題還是一個客觀的社會現象，在她看來都是值得被記錄的。

紀錄片節開幕。黃心琳 攝

朱芳正的第一部紀錄片叫《悠長的瞬間》，他拍攝了劇場體驗課中的老師Sam通過記憶劇場的形式，將7個瞬間作為靈感來源創造出7個穿透心靈時空的片段，而在記憶劇場中，Sam通過遊戲等方式捕捉和激發出學生的情緒。在這個過程中，朱芳正發現在拍攝過程中，不斷有同學因為這些訓練遊戲而崩潰痛哭，從而分享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與想法。

朱芳正表示，紀錄片本身的主題是想發掘這些新生代藝術家對於社會的看法，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挖掘出了很多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當代年輕人是有壓力的，不管是家庭環境還是教育經歷等各個方面都會給他們套上盔甲，因此展示本我的時候大家能夠如此輕鬆，這給予他們一個釋放自己或與過去的自己和解的機會。

王旭楠觀察到，身處兩個不同地方的人互相産生猜疑和不理解的原因，可能是看到越來越多負面的消息，或者在短視頻平臺上接收到更多消極視頻，但其實這是兩個地方的人都在看虛擬影像，是時代的産物。“真正的溝通很重要，紀錄片能夠作為一個很好的語言。”王旭楠表示，不同地方的方言差異可能導致相互的不理解，但是紀錄片配上字幕能夠使得相互之間破除語言的障礙而更好地理解，同時紀錄片也是一種影像，影像作為語言能夠使得雙方對於事件原貌更加真實地了解，或許這也從另一層面促進了不同地區之間的理解和互信。

紀錄片的未來有無限可能，它能呈現另一個世界，或者是人生的另一種可能，而借助技術，紀錄片或許會進入一個更加嶄新的發展階段，但是對於“真實”的追求永遠不變。

而這群拍紀錄片的大學生，他們的未來亦有無限可能，他們會繼續堅持在紀錄片的道路上探索前行，或者是更換人生賽道尋找更多值得嘗試的東西，但這段對於真實和自我追尋的紀錄片之旅，一定會在他們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記，無論是對於受眾還是拍攝紀錄片的人來説，他們都在期待更多的故事與可能。

（記者 林潔 黃心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