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對華情報戰
通過甲午之戰，日本從中國攫取了2.3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4年的財政收入，還迫使清政府割讓台灣、澎湖列島。鉅額的戰爭收益使日本更加貪婪地虎視中國。
1906年，日本政府設置了一個明為鐵路經營公司實為情報機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滿鐵”分管對華情報蒐集與宣傳的人員就達2000多名。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滿鐵”的“家底”才得見天日。據統計，除去6200多份調查報告，還包括50多萬份調查研究積累起來的資料，包括各種檔案、情報、書籍、雜誌、剪報等。
而這遠非“滿鐵”的全部家當，僅是大量日軍機密被投放到原731部隊的焚屍爐中銷毀一個多星期之後的“劫余”。“滿鐵”的情報細緻到什麼程度呢？以“滿鐵”本部撰寫的《東三省中國重要文武官員人名錶》為例，包括所列名人的履歷、黨派、事業等資訊，甚至連某人“性格溫厚篤實，喜愛盆景、書畫、古董、小鳥，不吸煙不飲酒，人稱‘好好先生’，對日親近”等資訊也詳細記錄在案。
提到“九一八”，不能不提其主要策動者之一石原莞爾。石原莞爾1918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優裕的家庭條件和系統的軍事教育，以及超高的悟性和學習能力，使其迅速成為日軍年輕的戰略家。1920年4月，石原莞爾被派到中國武漢的日本公使館任職。石原莞爾用一年多跑遍湖南、四川、上海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形成了他關於清國的考察報告：清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這一結論成為他策動兩萬日軍進攻20多萬裝備精良的東北軍，製造“九一八”事變的底氣來源。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除了常規間諜手段，日本關東軍情報機構還組織多次“參謀旅行”，秘密到長春、哈爾濱、海拉爾、洮南、山海關、錦州等地實地偵察，籌劃侵佔中國東北的作戰方案。
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潛入中國興安嶺地區進行兵要地誌調查，勘探戰時日軍沿興安嶺斜向縱段深入時的宿營、給養、給水、行動的難易情況。寧夏大學沈尼克教授在他的《百年來日本對中國戰場調查——日本侵華兵要地誌縱橫談》中寫道：“日軍參謀本部要求，須對區域的地質、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進行戰略戰術上的評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狀態、植被狀況等對軍隊展開、運動、指揮、聯絡、展望、射擊及方向維持的難易”等。
抗戰期間中國軍隊繳獲並翻譯的日軍《野戰騎兵排長必攜》手冊，更是細緻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滿洲之土地，稍遇陣雨，則忽成泥濘，因此發生黏著力，以致增加馬掌脫落之事。”抗戰中中國軍隊在湖南發現繳獲日軍印製的湖南地圖極其精準，於是乾脆使用侵略者的地圖指揮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