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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之下的泉城教師
發佈時間:2021-11-04 19:21:36 | 來源:濟南日報 | 作者:史春勇 范開雲 | 責任編輯:高靜

  學生需求越來越多,工作安排越來越滿,他們也在努力適應——

  “雙減”之下的泉城教師

  “97.5%的家長對學校新學期減負提質各項措施和成效表示滿意,其中六成以上表示非常滿意。”這是教育部“曬”出的一組“雙減”成績單。

  學生學習回歸校園,在家寫作業時間短了,課後生活更豐富了……一系列政策帶來的改變讓群眾有了更多獲得感、滿足感。

  成績的背後,離不開千萬老師的默默付出。

  在新政策、新理念下,教師如何適應“雙減”政策下的教育教學?在“雙減”政策出臺100天之際,我們走近教師的日常生活。

  時間表被填滿,工作安排精確到分“很累,但是我告訴自己要再加油一下”

  “滿”是新學期濟南燕山學校小學部美術教師張娜最大的感受。

  早上6點起床,7點前出門,到校後授課、參與教研、批改作業及延時執勤,晚上7點多到家,回家後備課、批作業……張娜的時間總是安排得滿滿噹噹。

  “我現在每週要上18節美術課,外加每週兩次課後延時服務。最忙的時候,一天要上5節課外加80分鐘的課後延時服務課。”張娜告訴記者。

  “雙減”政策的出臺對廣大家長來説無疑是好消息,既幫部分家長解決了接送的問題,也讓家長們不再苦惱回家還要上演“不寫作業母慈子孝,一寫作業雞飛狗跳”的戲碼,實實在在為家長減了負。而對老師而言,卻是增加了一定的工作壓力,加重了他們肩上的責任。

  “現在,學校執勤教師需要在7點10分前到校,班主任則會在7點30分之前到位,進行消殺工作,並統籌安排班級相關工作。在校期間,班主任還需要協助陽光大課間、陪在校學生就餐及午休、參加課後延時服務,一般下午6點之前無法離開校園。”濟南市舜耕小學四年級一班班主任黃欣告訴記者。

  其實,在“雙減”政策出臺前,許多學校的課後延時服務已經開展得如火如荼,但“雙減”政策落地後,老師們面對新節奏依然有些吃力。

  班主任通常需要在午餐、課後延時服務崗進行值班。根據師資配比不同,有的學校教師每週輪值兩次,有的學校教師每週輪值一次。如果碰巧授課、午餐陪餐、課後延時服務全都“集聚”到一天,教師會忙到“腳不沾地,水也顧不上喝”。很多教師表示,趕上中午執勤,就要組織一系列的學生活動,留給自己吃飯的時間通常只有十幾分鐘。

  在工作時間延長的同時,老師們的任務量與壓力也隨之增大。這些壓力一部分源於參與課後延時服務的孩子數量明顯增多。另一部分壓力,來自於“多元化需求”。

  “課後延時服務學校前幾年也一直在做,但是現在參加課後延時服務的學生多了,需求也不一樣了,如何讓這2小時的長時託管變得更有意義?”黃欣告訴記者,學校專門分層分批召開家長代表和教師座談調研會,面對面了解家長們在“雙減”政策背景下新增的服務需求。

  “對於教師來説,課後延時服務增加了老師的負擔,但換一個角度看待時,負擔也是甜蜜的。”天橋區官紮營小學四年級一班班主任馬文清説,因學生在校時段拉長,教師與學生單獨交流的機會變得更多,對學生學習情況的了解也更加深入,這進一步增進了師生情感,也讓學生的學習品質得到提升。“近日,孩子們的作業品質明顯提高。看到孩子們的變化,我雖然每天累到渾身疲憊,但還是告訴自己:這是件好事兒,要再加油一下。”

  是“老師”也是“媽媽”“很多時候,會覺得對不起孩子”

  作為一名“什麼時候天黑什麼時候下班”的體育教師,濟南市官紮營小學教師陳國璐常用“習慣了”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他每週需要上16節體育課、負責學校大課間,並在“雙減”政策落地後主動開設“小胖墩”訓練營。

  為了做好學校的晨跑工作,陳國璐常常第一個到校,在同一學校就讀的女兒也總是成為“第一個到校的孩子”。晚上,隨他一起下班回家的女兒,通常剛吃完飯就得上床休息了。

  “孩子跟著我早起晚睡,我覺得心裏很愧疚。但是女兒好像也因此比較懂事,主動負責班裏開關燈、打掃衛生等任務。”陳國璐説。“于我而言,每天都是在跟時間賽跑,在夾縫裏擠時間,在校時間儘快地完成工作,改作業、聽課、評課、課堂巡視、與老師洽談事宜、與家長溝通……”黃欣告訴記者,好在她的孩子今年進入了寄宿制學校就讀,這也讓她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學生們身上。但不是每一位教師都這麼“幸運”,“和我一個辦公室的何老師,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小女兒今年剛進入我們學校上一年級,前一段時間孩子生病,何老師也只能利用中午時間過去給孩子喂藥,其他時間一點也顧不上照顧自己的孩子。”

  同樣,在照料孩子方面力不從心的還有燕山學校小學部政教主任侯曉東。現如今,日均行走兩三萬步、每晚加班到八九點甚至深夜成為侯曉東生活的常態。雖然與上三年級的孩子同在一所學校,但他很少有機會照顧兒子。為了解決接孩子的問題,侯曉東和同事組成了“互助小組”。在很多個夜幕深沉的晚上,從辦公室走出來的他總是直接趕往同事家,接回“寄存”了數小時的兒子。

  有愧疚,也有觸動。“家長”與“老師”身份的轉換,也讓老師們對“雙減”政策有了不一樣的體驗。

  官紮營小學教師王亞楠每天帶正讀一年級的兒子第一批到校,晚上領著孩子伴著夕陽回家。下班後,回到家的她早已疲憊到不想説話,但看到兒子因延時服務而開心的樣子,她的內心變得欣慰。“我的媽媽角色和教師角色之間突然産生了一種連結。我就在想,我的學生回家後應該也是這種心情,我的學生家長應該也會如我般欣慰。”

  燕山學校小學部教師喬娜的女兒正讀高三,但每晚都要回家批改作業的喬娜無法像其他家長一樣對孩子進行全方位的關心。更多的時候,女兒下了晚自習後,母女二人守在一起,一個寫作業,一個批作業。“就把這個當做一種陪伴吧。對孩子會有愧疚,但老師幹的就是良心活。我相信女兒會懂得我的堅持。”喬娜説。

  碎片化教研、深夜批作業“時間管理大師”們努力適應新節奏

  “自從學校開展課後延時服務後,我感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些‘交織’在一起,生活有些被打亂了節奏。基本每天都要下午6點多才放學,晚上回家還要備課和批改作業,常常工作到深夜。這樣就導致了我工作外的自主學習與自我提升的時間少了挺多。”小學教師王穎告訴記者。

  在王穎看來,課後延時服務不僅增加工作量,還讓她覺得“擔子更重了”。“教師在學生放學後並不是無事可做,還有課後批改作業、備課、家校聯繫等大量工作要做,課後延時服務一定程度上佔用了教師時間,許多工作只能‘搬回家’了。”王穎坦言。

  在時間表被填滿後,如何完成教研、批改作業、自我充電成為不少老師面臨的難題。趙珊表示,老師都忙得腳不沾地,連在辦公室裏都很少見到人,大規模的教研活動已經成為不好實現的目標。為此,學校對教研工作進行了調整:無法組織學科和級部大教研,那便開展小組教研;沒有大段時間研討,便充分利用課間、午休等一切碎片化時間教研。

  張娜則表示,“雙減”政策的推行倒逼著教師向課堂要品質。目前,她承擔著8個班的教學任務,每週需要批改的作業量在400份左右。如果趕上值午間陪餐和課後延時服務,白天沒有辦法批改作業,她就得將作業帶回家批改到深夜。

  “作業是檢驗課堂教學有效性的重要抓手。‘雙減’之下,學生作業總量和時長減少了,在控量的同時必須把品質提上去。”喬娜表示,這就要求老師們加強備課品質,提高教學效率,把課餘時間一分不差全部還給學生,讓他們參加各項活動。

  “對於作業時長的控制,最難的是學生基礎不同,學習習慣不同,會導致同樣的作業量,完成的時間不同。這就要求老師能根據學生基礎和學習需求分層佈置作業,從作業的總量、作業的難度等方面進行分類佈置。”黃欣告訴記者,教師不僅要從作業總量上做到“科學合理”,也要從作業形式上做到“豐富多樣”。新學期,她嘗試將作業進行改革,推出了表演式作業、調查式作業,讓作業更有意義,極大提升了學生的作業興趣,“現在的作業量不大、形式也更加多樣,很受學生歡迎,參加課後延時服務的孩子80%能在校內完成作業。”(濟南日報記者 史春勇 范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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