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部分涉2016年研究生考試泄題案的犯罪嫌疑人，在湖北省公安縣人民法院受審。13名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的罪名，涉及組織考試作弊罪，非法提供出售試題、答案罪，代替考試罪三項，這也是作弊入刑後，首次有犯罪團夥同時涉及三項罪名。
作弊與反作弊，是一個經久不變的歷史話題，就像是貓鼠遊戲，賡續千年而不絕如縷。之前，面對作弊愈演愈烈，很多人將希望寄託于立法“嚴打”。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後，替考、作弊、協助作弊等行為，輕則拘役，重則有期。同時，增加組織考試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試題、答案罪，代替考試罪等新罪名。而今，又在司法實踐中首次“全面適用”犯罪團夥，這一套新的“組合拳”，能有效嗎？
不可否認，立法“嚴打”是一種很有必要、也很有效果的手段。之前，面對組織考試作弊，非法提供出售試題、答案，代替考試等行為，只能通過“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罪”“濫用職權罪”“徇私舞弊罪”等來刑事追責，至於出現組織考試作弊、替考等行為就束手無策了，按照《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處理有之，按照校規從輕發落也有之，如此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而今，作弊入刑乃至進入司法實踐層面，原本遊弋在刑法之外的作弊行為，納入處罰範圍，最高可被處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這種最為嚴厲的國家強制措施，對於相關犯罪群體及潛在犯罪分子的震懾作用，不言而喻。而從組織考試作弊，到非法提供出售試題、答案和代替考試，相對完整的作弊鏈條進入司法程式“過堂受審”，更能打消一些人的盲從和僥倖心理，對於遏製作弊行為滋生蔓延不無裨益。
雖説懲罰措施的升級換代，對打擊作弊不無積極的一面，但終極效果並不樂觀。從歷史上看，施以刑罰從來就不是一種“萬能藥丸”。從歷史上看，歷代王朝對於夾帶、買題等作弊行為也是重典以對，但作弊從來就沒有退出舞臺。
其實，光靠限制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刑罰措施，便想要戰勝作弊行為是遠遠不夠的。根據犯罪經濟學的理論，只有在犯罪收益大於犯罪成本時，一個理性的犯罪人才會選擇實施犯罪。現實中，作弊行為的“犯罪收益”有多大呢？從有關新聞報道便可“管孔窺豹”。據犯罪嫌疑人羅某某交代，他買通了試卷印刷點的一名內部人員，許諾考後給予百萬元現金報酬，而組織作弊的好處，只會遠超此數。只要“鉅額利潤”擺在那裏，在尋利慾望和僥倖心理的雙重刺激下，就還會有犯罪分子鋌而走險，只不過作弊手段變得更加隱蔽而已。
更為有效的途徑，應當是遏制“經濟紐帶”，也就是讓作弊不再變得如此“暴利”。對於公安部門，應採用雷霆手段，打擊作弊團夥的産業鏈，盡可能剷除犯罪的工具、土壤。對於教育、人事等部門，則要考慮如何增加優質教育、就業資源的供應量，並在調研論證的基礎上，改變“一考定乾坤”的傳統方式。多元化的考核方式，除增加作弊難度，也會提高此類犯罪的經濟成本，也更容易保證公平。
當然，從深層次來説，還應塑造一種公平誠信的文化環境，形成“不想作弊”的文化自覺。如此，還須強化對社會、家庭、個體的教育熏陶，激濁揚清，持之以恒，讓純凈的考風一步步樹立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