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週五正午，公益組織“希希學園”的負責人韓雪梅正飛奔在北京五環外的皮村。她要穿過大片低矮的磚瓦房，避開路上滿地的穢物，過佈滿濕水泥和污水的土路，趕到同心實驗學校——一所被舊民房包圍的打工子弟小學，像往常一樣，給孩子們上性教育課。
自這家專注于兒童性教育的公益組織成立，並將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的《珍愛生命》讀本引入打工子弟學校，類似的日子已持續了將近3年。
同心實驗學校盧新晨老師正在性教育課上為學生教授“月經和遺精”的章節。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 程盟超/攝
3月3日這一天風和日麗，韓雪梅沒意識到，風暴正在逼近。
3天前，千里之外的杭州蕭山，因為學校失誤，一位小朋友將這本需要老師輔導的《珍愛生命》當作課外讀物帶回家，在母親面前大聲讀出了二年級下冊的部分內容：“爸爸的陰莖放入媽媽的陰道。”母親隨即震驚。
課上一半，韓雪梅的手機被瘋狂刷屏。杭州那位母親的微網志映入眼簾：書中直白的生殖器示意圖和另一則防性侵故事截圖被發到網上。
隨即而來的，是一片怒罵。
這對韓雪梅簡直是晴天霹靂。在北京大興行知學校，北師大團隊組織的性教育已平靜地實踐了9年，而《珍愛生命》則進入了京郊14所打工子弟學校。
好教材?壞教材?
第一次看到《珍愛生命》這套書時，韓雪梅説，“仿佛看到了希望。”
在那之前，她是一名推廣科學教育的公益從業人員。突然有一天，她得知自己學校的女學生被一位老師強姦了;過了一陣子，她的朋友，一位體育老師告訴她，自己三年級的兒子被初中生性侵了。
讓她不解的是，女生父母覺得這事“太丟人了”;體育老師怕傷害兒子，選擇忍氣吞聲，最終全家離開了北京。
“沒有獨立價值觀的支撐，被人侵犯時，孩子會因為恐懼而喪失反抗的意志。而如果無法正視自己的身體，破除對性的羞恥感，就容易覺得被性侵才恥辱。”韓雪梅一度認為，現在的人們更缺乏的，是價值觀。
因此，當她看到《珍愛生命》大段篇幅講平等獨立、尊重他人、作決定以及性不可恥的內容時，認定了“這是一本好教材”。
但她帶著教材走進學校，又發現自己想得太美了。
“老師，為什麼電視劇裏剛出生的孩子渾身都冒血，他會疼嗎?”
“為什麼非要男女結婚啊?我和女同學不能在一起嗎?”她自己6歲的女兒也問道。
這些問題讓韓雪梅想到了自己。小時候，母親會因為“為什麼要和爸爸一個被窩”的問題給她白眼，得到性知識的唯一場所是村頭的公共廁所——在那裏，姐姐們會聊些“大人的事”。快40年過去了，很多性教育的問題仍然沒有改變。
針對教材“太直白”“下流”的質疑，編寫《珍愛生命》的北師大兒童性教育課題組回應稱，“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他連什麼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這也正是韓雪梅的擔心。她知道，有小女孩曾反覆遭遇父親性侵，但每次和媽媽哭訴，只會説“爸爸打我”“爸爸弄疼我”，這樣的表述長時間得不到重視。
有家長選擇只告訴孩子哪不能碰，這種做法反而令很多專家擔心。中國性學會青少年性教育專委會委員、深圳性學會會長陶林覺得，孩子是一張白紙，給予規範、嚴肅的性知識，他們就會以科學的態度面對;遮遮掩掩、一知半解反而勾起好奇，再加上媒體、網路上鋪天蓋地的性資訊，才可能誘發危險的嘗試。
陶林在初中組織性知識科普大賽，結果，臺上的學生嚴肅地搶答、思考，台下的成年人反而偷笑、議論，想歪的並不是孩子。
韓雪梅的實踐中，絕大多數孩子也都嚴謹而輕鬆地對待性教育課程。
3月10日下午，北京同心實驗小學的性教育課照常開始。五年級一班班主任盧新晨要開講“月經和遺精”。
“女孩子第二性徵最顯著的標誌是什麼?”
瞬間，十幾隻小手舉起來，“腋毛!”“錯了，再想想。”“是月經!”
面對“你們誰見過帶血的衛生巾”的問題，十幾個女生毫不猶豫地舉起了手;而當盧老師將衛生巾畫在黑板上時，後排的一個男生笑著大喊，“老師，你這也畫得太醜了!”
“月經是很正常的，不臟，不噁心，我們應該怎麼看待它?”當盧新晨問出這句話時，孩子們整齊地大喊出了：“不怕!”
韓雪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如果是首次上課，聽到“陰莖”“陰道”這些詞時，一年級的孩子能齊刷刷地讀出來，反倒是五年級的孩子可能會低頭翻書，甚至有孩子課前跑來問老師，這節課的內容是不是不能講。
“我們要幫孩子樹立起科學的觀念，性的知識和生病、排泄一樣，都是正常生理反應，不值得羞恥，這才能幫助他們樹立正確三觀。”北京林業大學副教授、性學家方剛表示，北師大《珍愛生命》讀本在這方面並無不妥。整體上看，“是小學階段最好的性教育讀本”。
韓雪梅6歲的女兒也是這套讀本的忠實讀者。讀完整整11本書，孩子最好奇的問題是，“媽媽，那麼小的子宮怎麼能裝下這麼大的我啊。”
她沒預料到網友認為讀本會帶壞孩子。當有16年性教育經驗的一線講師胡萍指責《珍愛生命》盲目模倣西方，脫離實踐，會給孩子造成心理陰影，是“隱性性傷害”的時候，韓雪梅被氣得啜泣，一晚上睡不著覺。
胡萍表示，性教育要講究“優雅”和“審美”。《珍愛生命》中出現的“插入”“高潮”“性交”等詞語超越了小學生的認知規律，只會驚嚇到他們，直白的生殖器官圖片也沒有必要。
她提出了許多具體問題。比如二年級下冊展示了父母裸體相擁進行性交從而生育的場面，過於細緻的描繪會提前喚醒孩子的性認知，激起模倣;五六年級談到了同性戀的內容，青春期的孩子恰巧在“同性性行為”階段，講同性戀可能讓他們陷入自我懷疑而焦慮。
《珍愛生命》的編委、華中師範大學性學教授彭曉輝毫不客氣地反對胡萍這種觀點，“完全在迎合和代表部分保守家長們的需求”。
在他的學術認知中，同性戀是先天決定的，也沒聽説青春期會有“同性性行為”階段。反倒是很多同性戀因為壓力缺乏疏導，會在中小學階段展現出情緒甚至精神問題。
週五下午，北京同心實驗小學，一名男生大喊著：“三八婦女節就是處女膜撕裂變成女人的日子。”
這個孩子承認，資訊的來源是“每週末都會看的一些網站”。
盧新晨曾有意調查這些不良資訊的來源，結果令他大吃一驚：這些五年級的孩子會傳閱黃色電影，上黃色網站，在玩遊戲時接觸到色情廣告，甚至從長輩那裏聽到黃段子。
真正危險的性資訊無處不在。曾有二年級的孩子問韓雪梅同性戀是什麼，還有四年級的小男孩問她嫖娼的問題。面對五花八門的社會新聞，以及同居、裸露、未婚先孕的鏡頭和肆意美化的耽美文化，她認為正規性教育是抵禦它們的唯一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