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報道稱，南京高新區一村莊拆遷時，全村160多對夫妻，上至八十多歲老兩口、下至剛結婚不久的小夫妻，為獲得更多補貼，絕大多數都離了婚。
“集體離婚”早已不算什麼新鮮事，2012年濟南市姚家村、2016年昆明市官渡區都出現過。集體離婚是時下拆遷補償政策和城市發展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産物，與城市以房換房的補貼方式不同，農村拆遷既涉及戶數，也涉及到宅基地等問題，究竟是根據人口數還是戶數來計算補償標準，不同選擇自然會産生不同結果。雖然因拆遷而起的集體離婚不再算是大新聞，它卻依然刺痛著人們的神經，畢竟其與人們傳統婚姻觀念相差太遠。絕大多數人都不會輕易否認婚姻的神聖性，但是，經受不住利益誘惑和考驗的婚姻無疑是失敗的。
集體離婚的吊詭之處在於，決定離婚的夫妻實實在在地感覺自己“賺到了”。以高新區為例，根據拆遷政策，如果夫妻在拆遷前離婚，兩人便能多分到70平方米的房屋和13.1萬元補償金，對半世勞頓的夫妻而言，這些財産對維持正常的家庭生活無疑相當重要。儘管在世人眼裏其所作所為有悖常理甚至有些不道德，可他們只要設身處地，恐怕總會傾向於做出“拜金”的選擇。圍觀者批評他們自私、褻瀆了婚姻的神聖和美好，並習慣拋出各種理由來説服他們放棄到手的利益。如某法學家表示，儘管為獲取拆遷補貼而選擇假離婚不違法，但存在極大風險，畢竟走完離婚程式後他們在法律上便不再是夫妻，這樣他們便面臨著分割共同財産等問題，而不少夫妻為避稅，習慣將房産等登記在一人名下，這就意味著如果法律上擁有財産的一方假戲真做，不願復婚，另一方就面臨著人財兩失的可能。必須承認，現實生活中的確存在這種極端案例，然而以偶發案例來勸説數百名村民，説服力顯然要大打折扣。另一類規勸的理由更加軟弱無力。一些人呼籲村民用道德自律來抵制金錢的誘惑，認為微不足道的物質誘惑是對其神聖婚姻的考驗，生活中不該只談論房屋和金錢，一切向錢看的生活無法獲得最終幸福等。相信村民也必定會承認此類説教的正確性，不過這依然不能阻止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做出經濟上更有利的選擇。
筆者不是在鼓吹什麼道德虛無主義，只是意在指出，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只要獲取利益的手段不違法，人們經受不住考驗亦屬正常。説到底，集體離婚這一怪誕現象是拆遷補貼政策存在漏洞造成的，我們不能指望依靠村民的道德自覺來填補漏洞，當全國各地不斷上演集體離婚時，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便該有所警惕，採取適當措施予以補救。政策的漏洞只能靠政策來填補，以政策存在的漏洞和由此産生的巨大利益來考驗人們的道德水準，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做法。部分地區在拆遷時已開始嘗試若干防範措施，如高新區拆遷辦規定，結婚至少滿5年的夫妻在離婚後才能享受分戶對待。儘管不足以徹底消除集體離婚，它至少也起到了篩選、剔除一部分人的作用。這説明，與認為無法徹底根除集體離婚的悲觀論調相反，只要加重政策的篩選力度，從多方面施加限制，就一定能緩解此類現象。政策存在漏洞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坐等漏洞被越鑽越大，最終令局面無法收拾。
希望相關部門積極研究、調整拆遷補貼政策，引導村民認真對待拆遷事宜，讓集體離婚的尷尬劇不再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