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一位教師因事外出，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高山鎮洞子溝村小學就得有一門課暫時停掉。
兩年前從江蘇來這裡支教的趙蕾發現，“沒有支教老師的話，學校的日常教學工作根本無法運作”。學校裏還有一位老師兼任會計，偶爾也會因事無法上課。“一旦缺一個教師，就要停某門課”並不是罕有的情形。
這所村小目前共有學生144人，教職工16人，包括各類教師12人、廚師2人、門衛1人、校醫1人。按照2001年中央編辦、教育部、財政部發佈的中小學教職工編制標準，農村小學的師生比標準為1：23，也就是説，這所學校的教師編制名額只有7個。
“這就是小規模鄉村學校面臨的困局。”東北師範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長秦玉友教授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説，“在我們調查中，農村學校總是會反映缺人，而更多情況，是‘超編缺人’。”
他説，對於農村超小規模學校而言，如果按照國家規定的師生比配置教師，從教學需要來看遠遠不夠。
“這就是農村義務教育均衡化的超編缺人陷阱。”秦玉友説。
全國農村地區存在著大量的“麻雀學校”。據甘肅省教育廳披露，截至2015年5月，甘肅農村地區學生人數在10人以下的微小規模學校有3700余所，其中“1人以下”的有219所，5人以下的有1870所。同時，該省有1180所完全空置的學校。隨著學生的去留，這一數據隨時可能變化。
所有的教師都是跨學科、跨年級任課。一位教師帶著二年級的語文課，三年級的音樂課，四年級的綜合課，幾乎每天都要忙到21點多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2014年冬季，趙蕾到洞子溝村支教的時候，學校裏只有52個學生，3個在崗教師，教師崗位有一人超編。
語文、數學、音樂、美術、體育、思想品德……該上的課一門也不能少。所有的教師，都是跨學科、跨年級任課，除了負責教學和平時的家訪工作，還得負責孩子們在校期間的安全。
學校為孩子們申請到了一個眾籌的免費午餐項目，近幾年裏，學生基本都在學校吃飯，老師的任務又多了一個。
趙蕾注意到，在這裡工作的教師很難“出成績”，評不上高職稱，工資每個月大概只有1000元出頭，生活條件差，交通條件差。
洞子溝村離鎮政府4公里，是省級重點扶貧村。村裏只有一所學校，校園面積不大，地面沒有經過硬化處理，只有5間教室。教室木門藍色的油漆，有的地方被曬得發白，有的地方被磨得發黑，上面滿是孩子留下的劃痕。
今年夏天，河北小夥王曉飛參加完大學畢業典禮後，去了洛陽市伊川縣高山鎮的另一個村子閆洼村。
他下午5點多下了火車，校長來接他。在車上，校長就問王曉飛，“打算在這兒待多久”。王曉飛回答他，最短也是一年。
校長高興了。鄉村小學最缺的就是長期支教的老師，如果來兩個月就走了，學生們往往會剛適應了一種授課方式，就不得不重新適應另一種。
王曉飛到校時，學生已經放學，幾個家在附近的孩子正在旁邊玩。孩子們“呼啦啦來了一堆”，“像看寵物一樣”看著這個剃寸頭的年輕人。有的孩子還跑過來問他，“老師你叫什麼啊”，“是哪人啊”。他一下就感到了孩子們的熱情。
但緊接著，他就體會到了這所鄉村小學處境之艱難。
學校只有3名教師，都是快要到退休年紀的老教師，學生呢，只有38個，同樣是處於教師嚴重超編、卻又嚴重缺人的狀態。學生在這裡只能讀到4年級，再想往上讀，就得去別的村更遠一點的小學。這所學校以前有5年級，後來撤掉了。
“學校裏連國旗都沒有。”王曉飛感慨。他還注意到，鄰村一所小學倒是有國旗，卻破破爛爛的，甚至缺了一角。
在貴州龍裏縣某鄉村小學支教的楊老師，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況。學校裏算上支教老師一共有10名老師，要負責5個年級170多個孩子。
他的學生大都是留守兒童，有些孩子嘴裏總嚷嚷著將來也要出去，像父母一樣，到大城市去打工。
近年來，越來越多家長選擇把孩子接到打工所在地去當流動兒童，學校裏的學生慢慢在減少，按照師生比的要求，教師的“超編”程度越來越嚴重。
但教學任務並沒有因此減少。楊老師一個人帶著二年級的語文課、三年級的音樂課、四年級的綜合課，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忙到21點多。
“農村義務教育的結構性超編問題，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出現的，”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劉明興教授向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解釋，“農村教師會爭取向城市調動，久而久之，就造成了這個局面。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都很難解決。”
在前些年的全國農村學校佈局調整中，大量的小規模學校被撤並。在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的背景下，城鎮裏的學校班級擴大，而農村學校的規模逐漸縮小。
“這樣下去我們只有被撤並一條路。”洞子溝小學的一位教師説。“農村需要的是好老師，不是教學樓，不是多媒體。”這裡的老師經常在網上的一些支教論壇發帖，請求年輕人來洞子溝小學支教。
但對支教者來説，在鄉村小學任教只是暫時的，大多數人還有自己的家庭責任，不可能一輩子待在鄉村。
“畢竟人往高處走，如果要一輩子待在鄉下，對於如今的年輕人來説，也是非常難做到的。”趙蕾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