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英語教材引熱議 以前天津人在哪學英語(圖)

2016-11-12 09:48:45 來源:中國西藏網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高靜 字號:T|T
摘要】還記得上學時老師各種提醒不要用漢字給英語標音,但還是有人會在課文下面寫上“好肚油肚”嗎?事實上,這種標音的方法清朝人也用。近日,一位四川成都市民展示出的一本清朝英語教材在網路引發吐槽狂潮。書中畫出小格子,每個格子裏都寫著漢語意思、英語句子和漢語注音,亂碼一樣的標音讓大家一頭霧水。

 

 

成都市民展示的清朝英語教材

還記得上學時老師各種提醒不要用漢字給英語標音,但還是有人會在課文下面寫上“好肚油肚”嗎?事實上,這種標音的方法清朝人也用。近日,一位四川成都市民展示出的一本清朝英語教材在網路引發吐槽狂潮。書中畫出小格子,每個格子裏都寫著漢語意思、英語句子和漢語注音,亂碼一樣的標音讓大家一頭霧水。清朝人真靠這種課本學習英語?這樣的發音外國人聽得懂嗎?早期中國的語言學校什麼樣?以前天津人在哪學英語?……記者採訪相關專家學者,為大家一揭其中種種謎題。

漢字標音十分普遍 奇怪發音受漢語影響

“托馬六、唵以、及夫、尤、唵五史為”、“土、度、回夫、買以、勿倫脫”,想必英語再好的學霸也沒法一下子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然而,它們對應的英語竟是非常簡單的Tomorrow I give you answer (我明日給你回音)和To do with my friend(我與朋友去做)。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金海娜表示,這種注音方式在歷史上非常普遍。“以前沒有拼音,連中文的發音,都是直接用同音漢字或反切的方式注音,在開始外語學習時,也習慣性地使用漢字進行標音,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文字文獻研究室的相關專家告訴記者,這種標音方法源自歷史上漢譯佛經的體例。“雍正年間從接待外國及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往來信使的專門機構‘會同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專門教習拉丁文,使用的教材是《華夷譯語》。《華夷譯語》開始是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後來逐步擴充語種,書中多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不要隨意回答),就會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

這些讀音為什麼這麼奇怪?金海娜表示,英語的發音多年來變化不大,“奇怪的原因,有可能是漢語發音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方言中有比較大的變化,很可能和現在普通話的發音不太一樣。二是當時的人們使用英語,往往能達到大概能交流的最低標準就可以了,並不像現在這樣追求一口地道的口語。只要快速學會就好,發音對他們來説,並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京師同文館

 

 

上海洋涇浜

商人自創“洋涇浜”學館沒文憑有功名

金海娜向記者介紹説,在清朝,中國人學習英語的熱潮,一部分緣于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那時候外商雲集,為滿足貿易需求,商人們連蒙帶猜地開創了一種中英夾雜再融入上海口音的混合語,由於當時上海的商業機構多聚集在洋涇浜的兩岸,這種語言被稱為‘洋涇浜英語’,rice(大米)説成‘萊斯’,fish(魚)念成‘費斯’, have(有)念成‘哈布’,very(很)念成‘歪裏’,也常用漢字注音。”同時,金海娜也表示,晚清由於缺少懂外語的人,清政府在外交場合只能雇用外國人擔任翻譯。“外國翻譯在談判中往往會優先為自己的國家謀求利益,因此精通外語的人才的培養受到重視,中國近代第一所外語學習機構京師同文館也因此産生。”

北京教育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北京教志辦)相關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説,京師同文館成立於1862年,最開始是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挑選10名八旗子弟。金海娜告訴記者,剛開始,學館對入學資格要求很高,“必須是舉人、貢生或有類似出身的五品以下、30歲以下的京外官員。公費入學,有專人負責餐飲,書籍紙筆也都由館內供給,每月還發薪水。教師多是從英、法、俄各文館請來的外國人,直接使用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北京教志辦相關工作人員稱,京師同文館的學生畢業後沒有文憑,但成績好會得到豐厚獎勵。“歲考、季考、月考都有現金獎勵,每三年大考後還授予一批功名。”

 

 

天津新學書院

天津近代的外語學習

老師都是“外教”名人也用漢字標音

金海娜表示,到了民國時期,英語學習已經相對來説比較普遍,而天津作為當時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的城市,許多中小學都開設外語的選修課。“咱們現在學英語都要找外教,而當時的外語老師基本都是外國人。比如曾經翻譯《紅樓夢》的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就是天津人,他曾在天津新學書院學習。都是用英國課本,老師也都是英國人。”金海娜向記者介紹説,楊憲益的生活環境,對他的英語學習産生了不小的影響,“楊憲益父親一代八人分別去英、法、美、日等國家留學,而他幼時一直在天津的租界內生活,經常會接觸外國人和西方文化。天津的環境,對外語的學習是有很大幫助的。”

天津歷史風貌建築保護專家金彭育也告訴記者,天津的租界文化,使西洋文化在天津普及,多元文化促使了外語學習的發展,天津的外語教育也與新式學校的興起同時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天津開埠引發了城市的快速擴張,天津也開始由相對封閉的城市,逐漸變為重要的工商業港口貿易城市。在有著‘九國租界’之稱的天津,教育也進入了新舊交替的時期,近代教育漸漸出現,引發了外語學習的熱潮。”

“西方教會學校對天津的外語學習起到促進作用,”金彭育説,“從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天津辦了不少學校,比如小書房(後名究真小學)、法漢中學、英國文法學校(校址現為二十中學)、耀華中學、南開中學等,均設有外語課程。不同國家的人在天津開設的學校需要學習的語言不同,教員都是外國人。比如南開中學中學部英文科顧問崔伯就是地道的美國人,後來他娶了自己的學生何淑嫻為妻,還加入了中國國籍,曾在天津市立師範學校擔任英語老師,最後在天津病逝。”

在天津有不少文化名人,都是外語學習的大家,但也有些名人仍舊採用比較原始的方式學習外語,留下不少軼事。金彭育告訴記者,與天津淵源頗深的外交家李鴻章,在學習外語時,使用的也是漢字標音。“李鴻章不會外語,但是每次出使之前,都會‘臨時抱佛腳’找翻譯學幾句。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俄漢發音的巨大差異讓他怎麼也記不住,就索性在隨身攜帶的扇子上用漢語記錄俄語發音。‘請坐——殺雞切細’,‘謝謝——四包錫箔’,‘再見——大四位達理也’,竟然也達到了不錯的溝通效果。”(北方網編輯曲璐琳)

 

 

 

              熱搜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