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是當前社會十分關注的話題，在不少有識之士的努力下，我國環境保護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其實數千年來，我國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環境的保護。
古代不少典籍記載了環境保護的具體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鳥或獸祭祀，不能殺懷孕的母獸以及幼蟲、幼獸；夏天不能亂打漁；秋天只有鳥獸長大後才能捕殺等。在戰國時期的秦國，還出現了第一部關於環境保護的法律——《田律》。
後來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漸完善了這些制度，對當時的環境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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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虞、衡等官職保護山川
在我國歷史上，許多朝代都設過“虞”、“衡”等保護山川的職位。相傳我國最早的虞官産生於傳説中的五帝時期。據《尚書》和《史記》的記載：舜帝時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確切，則我國設虞官的歷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職責，各朝雖有差異，但大體相近。
先秦時期，虞衡的職責，《周禮》記載比較詳細，當時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負責制定保護山林資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産的地方設藩籬為保護邊界，嚴禁人們入內亂砍濫伐。林衡則為山虞的下級機構，其職責是負責巡視山林，執行禁令，調撥守護山林的人員，督察他們的行為，賞優罰劣。澤虞與山虞類似，澤虞下屬的川衡，與林衡組織結構非常類似，只不過川衡管川澤魚鰲，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已。
如果説先秦的虞衡職責主要是管理與保護山林川澤，那麼，唐宋以後的虞衡則兼管一些其他任務。比如，據《舊唐書》記載：虞部兼管郎中、員外郎之職，“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凡採捕漁獵，必以其時。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為四郊，三百里皆不得戈獵採捕。殿中、太仆所管閒廄馬，兩都皆五百里內供其芻蒿。其關內、隴右、西使、南使諸牧監馬牛駝羊，皆貯蒿及茭草。其才炭木橦進內及供百官番客，並於農隙納之。”歸納起來，虞部的任務主要是五項：一為京城街道綠化；二為掌管山林川澤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資的供應；五管打獵。五項之中，有四項是屬於環境保護範疇內的工作。
明清時期，設虞衡清吏司管山澤採捕、陶冶之事。明朝規定：“冬春之交，罝(jū，捕鳥獸的網)罛(gū，捕魚的網)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還規定名勝古跡禁止樵牧，同時要備辦鳥獸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禮器軍實之用。可見，當時的虞衡還增加了物質供應方面的任務，不過虞衡保護環境的性質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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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規定
春天不能捕幼蟲幼獸
除了設置官職保護環境，歷朝歷代還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詔條與法令。
據先秦古籍記載，早在夏朝便有這樣的規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略，以成魚鰲之長。”其大概意思就是説，春天不能砍樹，夏天不能亂捕魚，這即所謂的“禹禁”。禹禁是否真産生於夏朝，有待確證，但此類禁令産生於先秦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我們可以從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證。
在《國語》中，有一個裏革“斷罟(gǔ，漁網)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魯宣公為了取樂在泗水張網捕魚，魯國太史裏革知道了這一消息後非常憤怒，不僅撕毀了魯宣公的漁網，還大罵魯宣公貪得無厭。
裏革對魯宣公講了古代何時可以捕魚，何時可以捕鳥捕獸的古訓。這些都是古代保護自然資源的具體規定。裏革是這麼説的，“古時候，大寒以後，冬眠的動物便開始活動，水虞這時才計劃用漁網、漁笱，捕大魚，捉龜鱉等，拿這些到寢廟裏祭祀祖宗。當鳥獸開始孕育，魚鱉已經長大的時候，獸虞這時便禁止用網捕捉鳥獸，只準刺取魚鱉，並把它們製成夏天吃的魚幹，這是為了幫助鳥獸生長。當鳥獸已經長大，魚鱉開始孕育的時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漁網捕捉魚鱉，只準設下陷阱捕獸，用來供應宗廟和庖廚的需要，這是為了儲存物産，以備享用。”
魯宣公為此還表揚了裏革，認為“吾過而裏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記載典章制度的《禮記》，有很多篇章是對環境保護的具體規定。比如《禮記·月令》，根據保護生物資源及生産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個月的具體規定，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毋卵。”大意就是説，春天不能用雌鳥或獸祭祀，不能砍樹，不能殺懷孕的母獸以及幼蟲、幼獸等。
在《禮記·曲禮》中，對打獵活動作出原則規定：“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者。”即國君春天打獵，不能採取合圍獵場的辦法，大臣們不得整群整群地獵取鳥獸，也不得獵取幼獸或揀取鳥蛋，顯然這是為了防止斬盡殺絕，以使鳥獸能正常繁殖。
《禮記·王制》還規定，正月獺祭魚(獺是一種兩棲動物，喜歡吃魚，它常把捕到的魚放在岸上，很像陳列祭祀的供品)以後，管理水澤的虞人才可以下水捕魚；九月豺祭獸之後，才能獵獸……這些禮節被稱作《王制》，顯然有一定的法律意義。
古籍中屬於保護禁令的記載有很多，比較典型的是《呂氏春秋》中的“四時之禁”，即在規定的季節中，禁止隨便進山砍樹，禁止割水草燒灰，禁止打鳥狩獵，禁止捕撈魚鱉。否則皆為“害時”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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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田律》
是最早的“環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現的保護環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戰國時期秦國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麝鷺，毋……毒魚鱉、置阱罔，到七月而縱之。”也就是説，春天二月，不準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準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準燒草做肥料，不準採剛發芽的植物，或捉幼蟲、鳥卵和幼鳥，不準設置捕捉鳥獸的陷阱和網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還明確了對違反規定者的處理辦法。
以詔令形式出現的保護規定，歷朝多有，如西漢宣帝元康三年(公園前63年)夏六月下詔説：“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這可以算作一道專門保護鳥類的詔令。通過這條法令可以看出，當時對於大批遷徙的五色鳥，不準壞鳥巢、掏鳥蛋，甚至飛石打鳥，規定得十分明確，便於執行。
上世紀九十年代，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髮掘敦煌懸泉置遺址時，發現了一份“月令詔條”。這份“月令詔條”，原名為“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用墨書寫在懸泉置的一面墻上。
從原文可知，《四時月令詔條》，是西漢元始五年(西元5年)由王莽奏呈、乙太皇太后名義頒布的詔條。月令五十條，分屬十二個月，寫明每月該幹的事和不該幹的事，所涉事項包括農林牧副漁各業，要求下級官吏盡力奉行。各條一般分上下兩欄，上寫詔條正文，下寫解釋文字。如第二條，上寫“禁止伐木”，下寫“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
到了宋朝，據《宋大詔令集》記載，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採捕詔，規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鳥獸魚蟲的工具皆不得攜出城外，不得傷害獸胎鳥卵，不得採捕蟲魚，彈射飛鳥，以此永為定式。當趙匡胤下這道保護命令時，正是宋朝準備統一中國之時，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注意到生物資源的保護，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二月，下詔禁捕山鷓，申明“自今諸色人，不得採山鷓，所在長吏，常加禁察”。這很可能是因為濫捕而使山鷓數目銳減以致有滅絕危險才發佈此令。
古代的保護規定不管以何種形式出現，一般都比較具體，確實起到過保護環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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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韋后奢靡
珍禽幾乎滅絕
除了帝王頒布的詔書、法令等文件，還有很多古代學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環境保護的觀點。
早在春秋時期，齊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護山林川澤，他認為“為人君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菜，不可以為天下王”，他把環境保護提升到了政權穩定的高度。《管子·八觀》又説：“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網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總之，管仲保護環境的觀唸有明確的指導思想和細則。
戰國時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護言論：“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
事實上，他們所説的並不是危言聳聽，在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因為“宮室無度”而造成的環境危機。
西元7世紀以後，我國曾出現過幾次較大的破壞環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颳起一股濫捕亂獵珍禽的歪風，起因是韋后和安樂公主用多種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傚法，爭相製作奇裝異服，一時間江嶺珍禽幾乎被捕絕。
西元713年，李隆基即位，是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並根據宰相姚崇和宋璟的建議，命令將宮中所有的奇裝異服一律送至殿庭，當眾付之一炬，並不許朝官史民再穿錦繡珠翠之服，我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破壞野生資源的事件才告解決。
另一次發正在北宋仁宗景佑年間(1034年—1425年)，當時在達官貴人之間盛行一種以鹿胎為冠的奢侈風氣，使得全國的鹿遭到一場空前絕後的浩劫。宋仁宗對此同樣不含糊，他下禁令，不許再戴鹿胎帽子，並嚴懲製造鹿胎帽子的人，而且鼓勵全國告密，告密後若屬實就重賞告密者。當時因此而流放數百人，才算最終制止了這股歪風。
明朝永樂年間(1403年—1425年)，土豪劣紳勾結奸商以販賣舊木和供應造辦為名，盜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羅野，斧斤如雨，喊聲震天，”砍盡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將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樹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轉手倒賣，從中牟取暴利。
後來，經過數年的打擊盜林的專門治理活動，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鬱鬱蔥蔥的山林。
補白
宋朝在黃河兩岸退田造林
宋代十分重視生態保護，專門在工部下設虞部，掌管山澤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達了《禁採捕詔》，禁止在鳥獸魚蟲的繁殖、生長期採捕，不僅要求明確，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續性，強調此令固定下來，每年都要重申發佈予以執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又頒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詔》，其中不僅規定“禁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捕獵及敕竿挾彈，探巢摘卵”，更要求基層官吏主動抓捕違禁者，並寫在墻上擴大宣傳，影響民眾，自覺保護野生動物。徐松《宋會要輯稿》載，到了南宋高宗時期，他仍然記得這一詔令，他説：“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斷春夏捕雛卵等榜文，訓飭丁寧，唯恐不至。”可見一條法令，被延續了200多年。後來大宋王朝還出臺了禁捕青蛙、禁食重點保護鳥獸、禁止以鳥羽、獸皮為服飾等法令。
宋時黃河等經常氾濫，淹沒莊稼，沖毀村莊。宋朝不僅下詔疏浚河道，還號召廣植堤岸樹，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係牛，牛得涼蔭而遂性，堤得牛踐而堅實，桑得肥水沃，桑多則蠶壯。這就構成了“堤樹、牛、土地、桑、蠶”的小型生態系統，一舉數得。
明清皇帝禁獻奇珍異獸
明清時期，也有一些皇帝重視野生動物保護。《明史·食貨志》載：“明初，上供簡省。郡縣供香米、人參、葡萄酒，太祖以為勞民，卻之。”意思是，明朝初年，皇帝都比較節儉，不讓底下的人進獻珍禽異獸。這本書還記載明仁宗朱高熾時期，手下大臣送來玉面狸，被明仁宗斥之的故事。
還有記載，明弘治年間(1488年-1505年)，多次放生野生虎、貓、鷹、山猴、鴿等，並禁止各屬國進獻珍禽異獸。
清朝皇帝也有一些保護野生動物等的詔書與禁令。順治皇帝聽説廣東採珠之風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順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後來，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免去向皇宮供鷹的指標。
《清實錄》記載了雍正皇帝禁用象牙製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別是廣東進貢到宮裏的象牙製品日盛，心裏很不是滋味，對於濫殺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頗有感慨，於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諭旨大學士等：“夫以象牙編織為器，或如團扇之類，具體尚小。今制為座蓆。則取材甚多，倍費人工，開奢靡之端矣。等傳諭廣東督撫，若廣東工匠為此，則禁其勿得再制。”這道諭旨可以説是較早的禁止象牙製品的禁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