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科技獎勵與科技創新的關係再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討論。一些人認為，我國政府性科技獎勵的力度應加大，這樣才能進一步推動科技創新。實際上，我們不能只看到政府在科技獎勵中的作用，而忽視了社會力量的作用。從國際經驗看，科技獎勵可以分為政府獎勵與社會獎勵兩大類，二者都對科技創新發揮著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我國當前需要補齊社會性科技獎勵這一短板。
回顧歷史，社會性科技獎勵發展歷程更長、更受專業共同體認同。1731年，英國皇家學會設立“科普利獎章”；1800年，英國皇家學會再設“郎福德獎章”；1901年，瑞典諾貝爾基金會首次頒發“諾貝爾獎”，科技獎勵制度不斷走向完善。後來，一些國家的政府認識到科學技術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也積極參與到提供科技獎勵的陣營中來。
我國現代科技獎勵起步較晚，直到新中國成立才得到較大發展。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先後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明獎勵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科學獎勵條例》。此後20多年裏，中央政府、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設立的科技獎勵迅速發展，有力地激勵了科技人員的創新活動，但也形成政府在科技獎勵方面唱“獨角戲”的局面，各類社會組織如科技社團、學術機構設立的科技獎項缺乏系統規劃。2003年12月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提出，要建立“以政府獎勵為導向，用人單位和社會力量獎勵為主體”的人才獎勵體系，以規範、鼓勵並加強社會力量投身科技獎勵工作。目前，我國已出現了幾個影響較大的社會性科技獎勵項目，如何梁何利基金獎、陳嘉庚科學獎等。但由於發展歷程較短，其規模和影響遠不及政府性獎勵。進一步推動科技獎勵工作，關鍵是要促進我國社會性科技獎勵發展。2015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提出：“引導和規範社會力量設獎，制定關於鼓勵社會力量設立科學技術獎的指導意見”。
我國社會性科技獎勵發展的瓶頸主要有兩個：一是作為設獎主體的社會團體如科技社團自身發展水準不夠高，專職工作人員較少，難以勝任高品質、大規模的學術管理任務；二是一些科技社團資金不足、囊中羞澀，開展獎勵心有餘而力不足。長期以來，一些科技社團多采取挂靠行政事業單位的發展模式，養成了等靠要的習慣，資金募集能力有限，通過自身經營實現資金積累的能力嚴重不足。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持續推進政社分開，為科技社團發展提供了機遇，有利於破除瓶頸、促進我國社會性科技獎勵長遠發展。抓住這一機遇，可以考慮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努力：一是對社團經營服務性收入給予稅收優惠，促進社團資金積累。二是鼓勵企業捐助科技社團，開展科技獎勵。企業應在科技獎勵方面有更大作為，在獎勵項目的開設、資金支援方面給予更多支援。三是鼓勵科技社團打破事業編制限制，推行聘用制，建設一支專業高效的科研隊伍，為科技社團提供有力人才支撐。
（作者尚智叢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