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判斷城市“有沒有前途”需謹慎
最近，一場關於“中國最沒前途的十大城市”的討論明顯升溫。在討論中，有觀察者以“是否有三條以上高鐵通過”“人口是否流入”“每人平均本外幣存款”“教育資源豐富程度”等指標為依據，將長春、大連、南昌、溫州、蘭州等多個城市納入“最沒前途”之列。對此，不少專家指出，在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原有區域發展不均衡確實會有新的表現，但僅僅以幾個簡單指標就斷定一個城市或地區沒有前途，顯然是不負責任的。事實上，很多所謂“失落”的城市都有著獨特優勢，而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格局也必將為“將差距變為潛力”提供根本環境。
評價結果辯證看待
眾所週知，考試是檢驗學習者掌握某方面知識水準的一種直觀方式。但如果因為考生在某些考試中成績不佳，就給予一個“沒前途”的結論，則顯然並不可取。畢竟，人和事物都是發展變化的。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魏後凱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評價城市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很多維度，標準不一樣，結果可能就大相徑庭。因此，研究者在指標選取和權重分佈上就要講求科學性。“即使是相對嚴謹的評價體系，其提供的評價結果也只能説是一個參考，並不代表一定完全等同於實際情況。事實上，人口流動、高鐵佈局、教育資源等幾個指標只能反映出一部分情況，其衍生出的結論並不全面。”魏後凱説。
那麼，所謂“沒前途”的城市究竟問題出在哪呢？記者梳理髮現，相對於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熱點城市而言，不被看好的城市大多面臨交通不便、人口凈流出、經濟轉型壓力較大、體制機制障礙較多等問題。其中，有些屬於歷史原因，有些則屬於經濟轉型帶來的新問題。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丁肇勇在分析長春的發展時認為，東北是計劃經濟退出最晚的地區，國有企業、國有漁場、國有林場等單位的職工都屬於非農戶籍，其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是非常到位的，而這是導致如今人口出生率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與此同時，國有經濟佔比高也導致民營經濟生存的空間比較小，當國有單位不能承載更多的就業時就容易形成勞動力外流。
發展優勢各有韆鞦
差距往往就是潛力，悲觀難以解決問題。在不少專家學者眼中，很多“沒前途”的城市其實有著很多獨特的發展優勢，如工業基礎雄厚、毗鄰經濟發達地區、土地資源豐富、國家戰略支援等等，可謂各有韆鞦。實際上，不少城市和地區也正在積極調動這些優勢並取得了不錯的發展勢頭。
例如，1—8月份，大連市高技術産業完成工業增加值101.1億元，同比增長12.7%，增幅比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速高9.6個百分點，高技術産業正在成為拉動這座港口城市工業增長的強大動力。再例如，地處中部內陸的南昌市近年來大力發展交通基礎設施，通過修建地鐵、隧道、橋梁等工程夯實“南昌大都市區”的基礎，進一步打通和周邊城市聯繫，以期最終成為“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和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著名僑鄉的浙江溫州，也在此次被唱衰的城市之列。溫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張一力在分析“溫州人圈子封閉制約當地發展”這一觀點時表示，過去溫州人圈子相對封閉，大多是城市內部及周邊地區的交流，從事著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商貿往來。後來，溫商開始涌向全國各地的市場，體現了溫州人善於經商、敢於創新的特質。如今，溫州人的腳步已遍及全球，溫州的商品也賣向全球，同時溫商也將全球的優質資源逐漸反哺到溫州。張一力説，新生代的溫商具備了華僑基礎、海外資源、全球視野等特質，他們更聚焦網際網路、金融、服務、節能環保等新興領域，這些都有助於溫州的發展。
“從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上述城市之間的發展差異並不是最重要的，城鄉之間的差距、特大型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差距反而更值得關注。”魏後凱強調，隨著中國經濟步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培育和挖掘各地方經濟的活力，使各地的優勢盡可能地釋放。
紮實改革釋放潛能
經濟轉型時期，儘管一些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會更突出，但對更多城市而言，機遇明顯大於挑戰。
分析人士表示，城市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縮影，因為製造業需要在能源、交通、通信各種資源都集中的地方開展。但同時更應看到，隨著全球産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大城市繼續成為産業中心的可能性正在減小；反之，環境好、資源又豐富的中小城市會成為未來經濟的增長點。因此，相比于輕易判斷一個城市“有沒有前途”，認清相關地區的優勢和不足、扎紮實實以改革促發展，顯然有著更加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旦我們真正地找準了發展方向，雄厚的傳統産業基礎、大量成熟的技術工人、深厚的原材料資源、科研院所雲集等等優勢，就都會成為長春的希望所在。”丁肇勇認為，現在不是埋怨和指責的時候，也不適合散發悲觀情緒，而是要更積極主動、齊心協力找出問題成因，提出解決對策。
專家建議，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應採取多方面措施，既要練好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硬功”，又要注重打造軟環境的吸引力。“對城市管理者來説，首先，要加強創新並依靠創新打造城市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形成産業集群；其次，要認清城市發展緩慢背後所反映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問題，加強二者對産業和企業的支撐；最後，要格外重視對居住、營商等社會環境的改善，破除制約人才吸引力的體制機制障礙。”魏後凱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