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4人已獲免費治療

早在高強副部長在聯合國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做出承諾前，對艾滋病人提供免費抗病毒治療的相關工作，已在河南等地陸續展開。

今年3月6日，河南、河北、貴州、河北、安徽等11個省的衛生廳長齊集北京，與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簽下了“建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

”項目責任書。這標誌著，我國首批51個縣市的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正式啟動。這一旨在為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感染者提供醫療救治和關懷，有效控制艾滋病傳播的項目，是國家衛生部落實中國預防和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和《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行動計劃》的具體措施。

51個示範區共同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為艾滋病病人提供免費的抗病毒藥物治療。

11月28日，中國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治療與關懷室主任張福傑在接受早報記者採訪時説，隨著示範區工作的開展，今年累計已有6044人已接受了免費抗病毒藥物治療。截至今年10月底，其中的4981人在堅持服藥，佔總治療人數的82.41%.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艾中心主任助理韓孟傑這樣形容首批國産免費藥物的下發，“隨著示範區工作的開展，能夠接受免費治療的人數肯定會不斷增加。”

即首批51個示範區啟動後，今年年底前後，第二批76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也將正式啟動。屆時，我國將有127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一起開展工作，這些示範區基本上覆蓋了我國艾滋病高危人群比較集中的地區，幾乎遍及了我國的所有省份。

據國務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協調會議辦公室計劃督導部陳清峰介紹，示範區的誕生源於中國特殊的艾滋病疫情。“病例分佈不均，有些地方幾乎沒有，而有些地區卻非常集中。於是，衛生部就決定在流行嚴重的地區採取一系列綜合措施，用綜合示範區的方式將全國的疫情基本控制住。”

“我們找不到病人”

北京佑安醫院傳染科副主任醫師張彤告訴記者，由於艾滋病有一個相當長的無症狀期，在此期間，感染者一般不需要進行藥物治療。

從目前的認識看，需要進行藥物治療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為兩類。一類是處於發病期的病人，這類病人的免疫功能尚可，但是血液中病毒載量很高，佔了需要治療病人的大多數；另一類為艾滋病毒的急性感染者，這部分病人如果能被及時發現，也需治療。而目前所説的治療，就是指雞尾酒療法。

根據高強副部長在聯合國會議上公佈的數據，我國現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萬，其中病人有8萬例。也就是説，我國目前至少有8萬艾滋病病人需要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

從這一數字看，6044人僅佔需要治療總人數的十五分之一。

對此，衛生部疾病控制司郝陽處長在接受早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衛生部曾打算今年將免費治療的人數擴大到兩三萬人，但現實狀況卻並不允許。

“我們找不到病人。”郝陽處長説，由於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社會歧視的壓力等種種因素使許多艾滋病人不願暴露自己，一些地方仍然把艾滋病當成瘟病看待，避之不及。

河南中醫學院退休醫師高耀潔為河南防治艾滋病工作努力多年。她告訴記者，在許多地方，目前人們對艾滋病人的歧視仍十分嚴重，病人一旦承認自己為艾滋病人後，孩子便可能被趕回家，而家人也可能被孤立。

我國第一位被公開真實姓名的愛滋病患者宋鵬飛的遭遇就是實例，當年，年僅16歲的他被公開病情後，受到了家鄉的驅逐，而到北京後的住處，也一度成為“空樓”。

“一些病人，至死也不願意承認自己得的是艾滋病，肯定也就不會去吃藥。”高耀潔醫生説。

郝陽處長估計，從目前的情況看，明年，他們最多只能找到一到兩萬病人。

“宣傳就是最好的疫苗！”

找病人，也就成了示範區的一項重要工作。

為了反歧視、保護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病毒的檢測和監測工作，都遵循自願的原則。因而，如何來打動病人，讓他們有勇氣站出來，就是尋找病人的關鍵。

“我們希望通過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的工作，創造寬鬆的社會環境，得到更多感染者和病人的支援和信任，以便更多的人來尋求政府的幫助。”11月24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劉康邁教授説。

劉康邁教授所説的工作，包括對艾滋病知識的宣傳、對高危人群的干預、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關愛、生活救助和醫療救治等多方面。

“治療本身也是最好的宣傳，是一種很積極的手段。”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助理韓孟傑説，免費抗病毒治療不僅能減輕病人的痛苦、延長病人的生命、提高病人的生活品質，還能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人們對艾滋病的認識水準，對反歧視也有很大好處。

治療本身的宣傳作用，已在現實中得到體現。一些河南的病人到北京的醫院接受治療後，體力恢復了、可以幹活了，不少同村人就開始願意接受治療。

“多數農民都相信眼見為實。”北京佑安醫院傳染科副主任醫師張彤説，一般來説，農民對外界資訊的認知有一定局限性，對藥物的效用一般無法全面認識，“他們只要看到了哪家的病人吃了政府發的藥變胖了、可以幹活了、有力氣蓋房了，自己肯定也會跟著去吃藥。”

創造寬鬆的社會環境，是尋找病人的另一把鑰匙。

“如果有一天，人們對待艾滋病的態度能像現在對待肝炎一樣，從某種程度上，我們就勝利了。”張彤説。

劉康邁教授這樣解釋部分人對於艾滋病的態度：歧視來源於恐懼，而恐懼則來源於無知。因而，唯有艾滋病知識的不斷普及，社會環境才可能有所好轉。

“宣傳就是最好的疫苗！”高耀潔醫生對宣傳始終執著，這個年近80的老人，如今還在不斷印刷宣傳艾滋病知識的小冊子到處分發。

“為了提高宣傳的效率，就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採用不同的辦法。病人多的地方，需要加強治療，病人少的地方，要加強預防和宣傳。一些感染者本身也會加入到宣傳的隊伍中去。”韓孟傑説。

韓孟傑所説的不同情況，都要通過示範區的“基線調查”來摸清，這也是示範區所有工作的基礎。在成立了由示範區所在地縣長或分管衛生副縣長為組長，財政、宣傳、衛生、教育、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門的領導和專家為成員的示範區領導小組之後，“基線調查”就隨之展開。這一調查包括每個示範區的感染人數、年齡分佈、艾滋病知識認知水準等多項內容，以便據此來制定具體的工作方案。

三年內，示範區群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與病人及家庭成員預防艾滋病知識知曉率達到70%以上，這是示範區的具體目標。

29.4億元抗艾經費缺口

找不到病人，藥物無處可發，而如果病人全部找到了，免費治療所需的鉅額經費也是人們的擔憂。

由於抗病毒藥物的國産化，目前每人每年的用藥價格已從進口藥物的人民幣4萬元降至3500元左右。

儘管如此，若按目前的8萬病人來計算，要兌現免費治療的承諾，政府每年至少需要投入2.8億元的藥物專項經費，這已超過我國目前每年2億多元的艾滋病專項防治經費。

另外，從發展的角度來看，由於因賣血感染的病人在近幾年將陸續進入發病期，不算今後繼續感染的人數，要解決84萬感染者的免費治療問題，每年就需29.4億藥物經費，這超過了我國2001年啟動的“遏制與預防艾滋病5年行動計劃”的總投入。

對此，受訪專家並無太大擔憂。

“只要病人有需要，我們隨時可以組織藥物，培訓人員，以便對病人服藥進行指導和關愛。”韓孟傑説。

有專家認為，長遠來看，國産藥物的價格仍有可能下降，而必要時我國“藥物強制許可”的啟動，也是降低目前進口藥物價格的方式。

至於經費的來源，多位接受採訪的負責人都表示，應該由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共同承擔。

“因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只有各級政府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劉康邁教授説。

事實上，近年來，我國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的增加，足以反映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問題的日益重視。

原衛生部疾控司司長戴志澄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介紹，最早，在中央沒有設立艾滋病專項基金前，衛生部是從整個衛生防疫經費裏，劃撥出一兩百萬投入艾滋病防治。當時，對於30余種傳染病，可以動用的經費總共才2000萬元。

2001年，我國的艾滋病防治專項經費由之前的1500萬增至1億，而上世紀90年代初期，這一專項經費僅為500萬元。今年，我國又追加了2200萬作為藥物救治的專項經費，用於為艾滋病人提供免費的抗病毒藥物。

“無論是哪個國家，資源永遠是不足的，但是從這幾年國家投入的力度來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目前採取的很多措施都是相當有效的。”劉康邁教授説。

韓孟傑説，免費治療的承諾已經做出，病人就應該對此放心。“中國政府向國際社會做出的承諾，肯定經過多方面的考慮。病人應該相信，中國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不規則服藥隱憂

“抗病毒藥物治療，不是簡單地吃了藥就完事了。沒有醫生指導，怎麼保證藥物的效果？出現了副作用，病人不堅持服藥怎麼辦？”提及免費治療範圍的擴大速度，韓孟傑拋出了一連串問題。

張福傑説，病人接受抗病毒藥物治療必須選擇合適的時機，由於伴隨服藥而來的毒副作用，是否服藥必須權衡利弊，而這一利弊必須由具有艾滋病臨床治療經驗的醫務人員和一定的檢測設備來權衡。

“其實，從目前的基層條件看，5000份都多了。”韓孟傑説，抗病毒藥物的治療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如果配套措施跟不上，所帶來的問題也不小。由於我國基層醫療設施、醫務人員的薄弱基礎，配套措施的完善顯然不可能一觸而就。

産生副作用，是病人在接受雞尾酒療法後較為常見的現象，副作用的大小，因人、因配方而異。出現副作用後，若無醫務人員的指導，病人停服漏服藥物的現象就極易出現。

據專家介紹，一般而言，出現了輕度的副作用，病人並不需要對症治療，只需要進行一定的監測，一般都可順利渡過；中度副作用就需要一定對症治療，這種治療可以緩解病人的心理壓力，讓副作用的症狀得以緩解，目的也是幫助病人繼續服藥；如果病人出現了嚴重的副作用，就需要停藥或者更換藥物配方。

“目前我國國産藥物所組成的兩種雞尾酒配方，在副作用的發生率上總體並不高。但是，在一些地方有一定的特殊性。”張彤説，由於河南等地經賣血而感染的人群，在感染艾滋病毒的同時，大部分也感染了肝炎病毒，因此，在服用抗病毒藥物時，病人肝臟就可能遭受藥物和體內肝炎病毒的雙重損傷，有可能使肝損傷這一副作用的産生幾率提高。

抗病毒藥物原本就需要長時間堅持服用，部分藥物的服用方法還十分複雜，本身就易造成停服或漏服，而病人一旦出現副作用，停服、漏服的幾率又大大增加。

“要像吃飯一樣吃藥，確實很不容易，需要很大毅力。一個月兩個月可以，一年兩年也許就堅持不住了，何況要常年堅持，還要忍受頭暈、腹瀉、發燒、肝損傷等等毒副作用？”張彤説，抗病毒藥物中，有些藥需要每8小時服一次，有些藥要空腹吃，而有些藥則要飯後吃，很有講究，方式不對，就影響效果。

而不規則服藥的危害，還不僅僅是藥效的降低。

“有一頓沒一頓地吃，很容易産生耐藥株，一旦耐藥株出現，就必須換藥，用進口藥物。”張彤説，由於專利保護問題，我國目前的國産藥物只有兩種配方，與國外的二十幾種配方相比，可供選擇的餘地就很小，而進口藥物的價格，顯然是我國政府無法承受的。

專家們一致認為，耐藥株的産生是十分危險的。

AIDS臨床醫生僅百餘名

要保證病人正確服藥、堅持服藥，都需要醫生的指導，醫務人員的力量成了關鍵問題。

而據多位專家介紹，我國目前具備艾滋病臨床治療經驗的醫生約百餘人，對於示範區內大量的病人而言，無疑力不從心。

一個以培訓艾滋病臨床醫生為目的的培訓計劃正在北京、上海、廣州、雲南等地具備艾滋病治療臨床經驗的醫院進行。

從去年11月開始，佑安醫院根據中國CDC的要求開始舉辦“艾滋病臨床醫生培訓班”，每期培訓10人，歷時3個月，由於SARS期間的間隔，目前已培訓了兩期，共20人。

張福傑説，在全國範圍內，和佑安醫院一樣，對各省市艾滋病臨床醫生進行師資性培訓的醫院還有四家，分別為地壇醫院、廣州第八人民醫院、上海傳染病醫院和協和醫院，目前已培訓約150人。隨著部分醫院艾滋病臨床治療能力的增加，明年，這類開展培訓班的醫院將增加為10家。以每個醫院每年5期，每期10人來計算，明年全國至少可培訓艾滋病臨床醫生500余名。這些臨床醫生，回到地方後，擔負著繼續培訓當地醫務人員的任務。

另外，各地的CDC還在持續不斷地對縣級以下醫生進行艾滋病臨床實用技能的培訓，以滿足實際操作醫務人員的需求。

韓孟傑指出，艾滋病臨床醫生的培訓過程較為複雜，短則兩三個月，長則半年，需要一定數量臨床病例的支援，所以無法操之過急。

按照中國CDC的規劃，一個臨床醫生照顧50個病人，以目前的8萬病人來計算，中國至少需要1600名醫生。根據目前“滾雪球”似的模式發展，這一目標顯然在幾年內就可實現。

在醫生的指導下，進行一定的對症治療，無疑是保證病人堅持服藥的一個必須措施。

但是，我國目前承諾的僅僅是抗病毒藥物的免費提供，對症治療的藥物，目前仍不免費，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政策。

“這是一個政策發展的問題，不可能一步到位，因為必須要考慮如何最大限度地解決問題，國家肯定要考慮持久供應藥物的能力。”韓孟傑説。

目前，部分示範區也為病人提供一定的對症治療，河南省還動用一定資金向病人發放AIDS代金券，為病人提供一定的生活救助和醫療救治。

醫生需要依靠一定的檢測設備，才能對病人進行治療，因此，必要的設備也必須陸續完善。

據了解，51個艾滋病綜合防治示範區，目前都基本具備了艾滋病毒初篩的能力。一些可以反映病人身體狀況、免疫能力狀況項目的監測設備也在完善過程中。張福傑説，今年我國至少投入了3000萬資金用於設備採購，而這方面的經費在今後肯定會不斷加強。

示範區工作有風險

對艾滋病人進行生活救助，讓病人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孩子有學可上……這些都是艾滋病綜合防治區工作的內容，將由各地政府負責具體落實。“這些都是當時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郝陽處長指出。

衛生部門的救治問題、教育部門的上學問題、民政部門的救助問題、農業部門的減免稅的問題……這些社會問題都僅僅伴隨著艾滋病。韓孟傑説，“必須採取綜合防治的措施，才能解決問題。”

為了示範區工作的切實落實，多重監督已被規劃為制度。衛生部和省級衛生行政部門將每年組織聯合督導組，在示範區中隨機抽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和省(自治區)疾控中心(衛生防疫站)將對示範區進行不定期的檢查；而各省的艾滋病防治組織也將對本省的示範區進行督導。

“從這種意義上講，示範區的工作有很多風險，但一旦成功，也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張福傑説，由於多數國家的艾滋病藥物治療都集中在城市，農村地區的大規模治療尚屬首次，我國開展工作都需要自己摸索經驗。（記者/嚴曉媚）

《東方早報》      200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