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16個“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一度是我們社會的禁區，人們多少都有點談“艾”色變；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承受能力的提高，我們意識到艾滋病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問題,它將危及到社會的安全秩序和社會正義。不過，我們對艾滋病問題的解決還有差距，這從歷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題（如1991年的主題“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戰”，1992年的主題“預防艾滋病，全社會的責任”等）和我們目前的工作成效相對比就可以看出。

就是説，政府和全社會在迎接艾滋病挑戰中還有相當多的局限。用一句老話，我們現在到了打“攻堅戰”的時候，隨著社會的發展，政策與法律的頒布與調整將會越來越有利於解決艾滋病問題。政策的不足可以調整，法律手段也可以介入。但我們必須明白，在政策、法律以及宣傳活動之外，需要有足夠的力量來狠抓落實。

狠抓落實就是要落實到具體的組織和個人那裏。目前的艾滋病人或關心艾滋病問題的各界人士對解決艾滋病問題難以一蹴而就。因為在影響政府決策和運用法律手段時，艾滋病人多是無能力的“弱勢群體”，而媒體和NGO（非政府組織）等社會資源的介入卻太少。由此造成的現狀是，面對龐大而分散的艾滋病人群，我們只有政府執行層面的少數公務員和社會層面更少的NGO志願者迎戰。正是出於這種前提，北京愛知行曾向政府提建議，“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特別是那些國家應該對其感染艾滋病病毒負責賠償的賣血和輸血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療和合乎人性的照顧。”然而，從提建議到參與公共決策，還有不短的距離。

由歷年預防世界艾滋病日主題可以看出，艾滋病對社會的挑戰是長期的，我們對艾滋病的攻堅戰不可能像對待例如非典那樣“短平快”。説到底，迎接其挑戰，需要大量的社會資源，如人力資源、媒體資源、技術、資金等等的大量傾斜投放，只有資源的社會分佈達成某種均衡，艾滋病才可能不再成為威脅。但今天中國國內願意幫助艾滋病家庭的組織只有如北京愛知行、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基金會、“紅樹林”、“愛之關懷”等不足十家，個人則更少。無論是地方基層政府還是城市基層組織如居委會，不少對社會力量如NGO不太信任，甚至不知NGO為何物，因而不可能接納來自社會的力量。

對一些艾滋病人來説，因為他們不完全知道自己的權利，就容易用"自污"的方式，一種生命認同完全背反社會的方式來生活，而一些媒體和治安人員也不自覺地稱其為“艾滋扒手”“艾滋嫌犯”。這些問題的解決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它需要更多的人成為NGO或志願者，更多地組織和個人從艾滋病人的全部生活需要出發來幫助後者自信、自尊。這不是過一個“艾滋病日”、開一次國際性會議、制定一項承諾就可以萬事大吉的。也就是説，解決艾滋病問題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攻堅戰”才剛剛打響。（余世存）

新京報 200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