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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世界和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過去相比發生了很多深刻的變化。無論從國際還是從國內看，我們都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必須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作出回答並加以解決。我們必須與時俱進，繼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如果因循守舊，停滯不前，我們就會落伍，我們黨就有喪失先進性和領導資格的危險。”這是江澤民同志2001年8月31日與軍隊高級幹部研討班學員座談時，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所作出的深刻闡述。深入研究當今時代世情、國情和黨情的巨大變化，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三個代表”這樣一個偉大思想理論誕生的歷史必然性。

    一

    當今世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出現了深刻的變動，社會主義中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面臨著各種嚴峻的困難和挑戰。這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産生的國際環境，即世情。

    冷戰結束之後，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潮流。國際形勢總體上由緊張轉為緩和，由對抗轉為對話，但是矛盾複雜多變，世界並不太平。由於歷史積怨、格局轉換、民族矛盾、宗教對立、力量失衡、外部插手、資源糾紛、武器擴散等因素而導致的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此起彼伏，並一度出現增多的勢頭。

    世界格局多極化的趨勢不可逆轉。自從蘇聯解體後，世界格局從美蘇爭霸的“兩家人”向“多家村”變化，從美國拍板定音的“家長制”向“群言堂”變化。可是，多極化發展趨勢是曲折的，多極與單極的鬥爭十分激烈。美國人不想也不願看到這種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的趨勢。美國的決策者和一些仍未放棄冷戰思維的人認為，世界上沒有可與美國相匹敵的對手。只要美國願意，它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全世界；只要美國希望，它就可以調動起全世界的輿論。它推出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提出美國的目標是領導整個世界，決不允許出現向它的“領導地位”提出挑戰的國家或國家集團。他們不願意看到社會主義中國強大起來，繼續對我實施“西化”、“分化”的圖謀。前幾年，他們害怕中國實力增長太快，會對他們造成威脅，便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今年以來，他們誣衊中國統計造假，極力炒作“中國崩潰論”。

    經濟全球化也是當今世界不可抗拒的發展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逐漸彌合，整個世界呈現了經濟全球化、區域化、週期性高漲等新形勢。目前，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在於資源在全球範圍內趨向直接流動和配置。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不僅使傳統經濟活動走向全球化，而且帶動了政治、思想、文化等在全球範圍內的滲透和衝擊。與此相應的社會文化、生活方式等也日趨掙脫原來的地理界限，逐步為全球所擁有。事實表明，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對我們來説，既有機遇，又有挑戰；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西方發達國家憑藉其先發優勢，繼續主導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中國家從總體上説，在經濟全球化中處於弱勢地位。落後的現實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盡可能地對外開放，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但是，它們經濟落後，不健全的國內體制、制度又相對脆弱，缺乏抵禦經濟全球化風險的能力。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應對經濟全球化的重大而積極的舉措，但是，面對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與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聯繫越來越緊密的國際形勢，如果不能採取正確的態度和對策，就會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陷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世界科技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搶佔科技這個綜合國力競爭的制高點。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競爭，歸根結底是科技實力的競爭，高素質人才的競爭。”當代世界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特點：一是以資訊技術為主要標誌的高新技術革命來勢迅猛，高科技向現實生産力的轉化越來越快，高新技術産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二是經濟與科技的結合日益緊密，國際間科技、經濟的交流合作不斷擴大，産業技術升級加快，國際經濟結構加速重組，科技、經濟越來越趨於資訊化、全球化。三是科技革命創造了新的技術經濟體系，産生了新的生産管理和組織形式，大大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增長。四是各國更加重視科技人才、教育的基礎作用。這些都説明，未來世界將是以知識與技術創新為基礎，以全球為市場的時代。它將促進各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産業構成、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教育制度、文化取向等發生深刻的變化，也將對各國的對內、對外政策提出新的課題。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目前仍處於低潮；國際上一些執政時間很長的大黨老黨喪失執政地位，個中原因迫切需要我們認真總結和深入認識。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1月14日中紀委第四次全會上指出，從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等一批國家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顯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而到了20世紀末，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遇到了嚴重挫折。他指出，這是一個錯綜複雜、變化深刻的歷史進程，向人們、向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産黨人提出了許多重大課題：世界社會主義的這種變化究竟是什麼原因引起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究竟為什麼會解體？具有幾十年曆史的蘇聯共産黨為什麼會失去政權？我們應該從中吸取什麼教訓？中國共産黨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應該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繼續開闢光明的未來？把這些問題思考和研究清楚了，我們黨就會更好地鞏固和加強自己，更好地領導人民在新的世紀譜寫出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篇章。

    二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中國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步、第二步戰略目標，步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産生的國內環境，即國情。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進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等等，取得了很大成就。與此同時，我國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具體表現為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係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這給我們黨執政和領導各項事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一，在以往計劃經濟體制下，黨員、群眾基本上都在政府直接管理的部門或單位中工作，黨的組織和領導主要通過從上到下組織嚴密的部門和單位來實施。現在，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之外，出現了新的經濟組織和社會活動領域。很多人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中就業，不少人自謀職業。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後，農民與基層組織的關係也與過去不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人們在就業和生産經營活動方面的自主性、靈活性比過去大為增強。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使黨的領導更加切實有效地覆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廣泛領域，是一個我們必須認真解決的重大問題。

    第二，我國工人和農民以及其他社會階層，在就業、分配等方面出現了多樣性。既有在國有企業工作的職工，也有在非公有制企業中工作的職工；既有在技術、知識、資本密集的企業工作的職工，也有在勞動密集的企業工作的職工；還有相當一部分困難企業的職工和下崗職工。農村除部分農民繼續務農外，也出現了農民企業家、鄉鎮企業職工、專業戶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部分地區農村還存在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應當看到，我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於勞動性質、就業方式、收入分配等條件的變化，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不同職業的群眾的具體利益又會有這樣那樣的差別。按照國際通行的判定標準，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不斷增大，到1994年就突破警戒臨界點0.4，目前已超過了0.45。這就是説，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為中國當前社會問題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之一。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黨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具體利益，如何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係，是一個關係到黨的領導能否有效實施的重大問題。

    第三，全國私營企業發展很快。截至2001年底，全國私營企業突破202萬戶，從業人員2.7億人；共創産值12316.9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77.21億元，增長14.69%。無論從經濟實力上看還是從人數看，分量都不輕。從前後幾年的比較上看，私營企業蓬勃發展的勢頭非常明顯。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即如何在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領域中堅持共産黨的領導，切實把這些領域的群眾團結和組織在黨的周圍；如何在充分發揮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並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的同時，積極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促進它們在國內外市場競爭中增強競爭力。

    第四，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物質利益的多樣化是不可避免的，群眾産生不同的利益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廣大人民群眾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顯著改善，因而衷心擁護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另一方面，改革又是一種利益結構的深刻調整，一些地區和部門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必然會受到衝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化了資源配置方式，使社會財富得到更快的增加，有的地區、部門和個人可能先富起來。産業結構的劇烈調整會導致技術落後、産品缺乏市場的企業被淘汰，一些職工可能因此而下崗。另外，由於法制和法規的不完善、不健全，一些人憑藉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獲得額外收入，甚至侵吞國有財産，偷稅漏稅，進行權錢交易等現象也時有發生。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要求我們黨的方針政策更好地保證和滿足群眾實現自己的合理利益要求，也要求黨更好地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把全國人民和各方面的積極性調動好、保護好、引導好、發揮好，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奮鬥。

    三

    經過80年的發展，我們的黨員隊伍，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所肩負的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面對國際國內廣泛深刻的變化和黨內外千頭萬緒的問題，需要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永葆黨的生機和活力。這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産生的黨內環境，即黨情。

    首先，中國共産黨面臨艱巨的歷史任務。經過長期的發展，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著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一個在受到外部封鎖的狀態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江澤民同志在“5３1”講話中指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階段。全黨和全國上下要抓住機遇，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不移地實現我們的奮鬥目標。

    其次，黨員隊伍的數量和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一是由一個當初幾十人的小黨發展成為領導13億人口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改革開放20多年來，全國黨員的數量由3500萬人發展到6600多萬人，平均每年凈增146萬人，現有黨員人數約佔全國人口總數的5.2%。二是黨員隊伍的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戰爭年代，黨員70%以上是農民出身；建國後，工農成分的黨員也佔了黨員隊伍的絕大多數。而進入新時期後，一些非工農職業的勞動者、企業管理人員甚至一些以資本要素參與分配的人也開始加入黨的組織。三是黨員的經濟地位和經濟條件發生了變化。戰爭年代和計劃經濟時期，黨員的經濟地位大致相同，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高收入的社會階層已經形成，另一方面，社會貧困階層仍然存在，而在這兩個社會階層中都有許多黨員。四是過去黨員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較低，而現在黨員的文化程度大大提高。這些都為我們如何保證黨員的品質和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提出了重大而又現實的新課題。

    再次，黨的幹部隊伍正在進行整體性新老交替。不僅新中國成立前成長起來的幹部，而且“文化大革命”前黨培養出來的幹部，都將陸續退下來，一大批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年輕幹部要走上各級領導崗位。與20年前相比，幹部隊伍的平均年齡降下來了，文化程度提上去了，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正如江澤民同志指出的那樣，“現在40歲上下的年輕幹部，一般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黨的優良傳統的教育，但還不夠系統、紮實。他們對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有不少了解，但還不夠深入、廣泛。他們也經受了一定的黨內生活和社會實踐的鍛鍊，但還不夠全面、嚴格。也就是説，這一代年輕幹部，還缺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紮實功底，缺乏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系統了解，缺乏黨內生活和艱苦環境的嚴格鍛鍊。”因此，新世紀加強黨的建設，關鍵是建設一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的高素質幹部隊伍，這直接關係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目標能否實現。

    第四，黨執政時間越長，越要十分警惕黨的執政地位可能帶來的影響。這是江澤民同志多次強調的問題。他説，“越是執政時間長了，越要抓緊黨的自身建設，越要加強對黨員和幹部的管理，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放鬆。”他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又説，“黨執政的時間越長，越要抓緊自身建設，越要從嚴要求黨員和幹部。”歷史事實表明，資産階級政黨的垮臺從根本上説是由其階級本性決定的，而無産階級政黨喪失政權，主要是由其路線方針政策的錯誤以及忽視黨的自身建設造成的。中國共産黨已經持續執政50多年，也同樣面臨長期執政的考驗。這個考驗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容易産生脫離群眾的傾向。二是容易滋生和積蓄既得利益。三是容易出現權力失控現象。四是容易失去生機和活力。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我們黨之所以能夠持續執政，就是因為能夠與時俱進，不斷煥發生機和活力。在新的世紀，只要我們把6600多萬黨員、50萬名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隊伍教育管理好，從固本強基入手，努力加強自身建設，黨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第五，黨員幹部隊伍中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江澤民同志在不同場合，從不同方面嚴肅地指出黨記憶體在的各種突出問題，並把它們集中歸納為三個“相當不少”，即“現在黨的建設同新形勢新任務不相適應的地方還相當不少，黨內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違背黨和人民利益的也相當不少，在加強黨的建設方面，我們需要研究解決的新情況新問題也相當不少”。比如，在理想信念問題上，確有一些人淡漠甚至動搖、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還有些人公開主張私有化、多黨制，等等。以上情況説明新形勢下高度重視並加強黨員幹部的理想信念建設，是一個直接而重大的現實問題。

    一部世界政黨的發生發展史告訴人們，一個執政黨不管它的資格多老，如果不能站在時代進步潮流的前列，不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從而喪失先進性，人民就會把它拋棄。資産階級或民族主義執政黨是如此，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也是如此。就此而言，有著80多年光輝歷程的中國共産黨，一旦失去了她應有的先進性，其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領導資格遲早會喪失，世界歷史舞臺也就沒有她的地位。怎樣有效地解決這個重大的時代性問題呢？我們黨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同志經過長期思考和深入調查研究，毅然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面向新世紀的中國共産黨人迎接新挑戰，開創新局面，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總之，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理論，偉大的理論來自偉大的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誕生，不是哪個人的主觀臆斷，而是由新的世情、國情、黨情所決定的，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國共産黨人對當今時代提出的許多重大課題的科學回答，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生動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如實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必然和邏輯必然。(執筆：林建公)

    《求是》2002年11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