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第一個春夏，日本又在歷史問題上製造麻煩。從右翼學者搞的那本掩飾日本侵略歷史的教科書，到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連串的事件再次把人們帶進上世紀血雨腥風的歷史，再次喚起受害國人民對歷史傷痛的記憶，於是，日本與東亞鄰國的關係又一次緊張，日本的形象也再次蒙羞。
觀察日本右翼勢力和某些政要的種種異端邪説，無不會驚詫于其心態的扭曲、言行的矛盾、善惡的倒錯、邏輯的混亂。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亞洲近鄰國家的人們怎麼也搞不明白：日本明明是進行了侵略和殖民統治，怎麼反而成了“解放”亞洲國家的“聖戰”？明明是到別國領土上燒殺虜掠，怎麼反而成了“自存自衛”？那些當年把日本國民拖入戰災造成310萬日本人死亡、手上沾滿數千萬亞洲人民鮮血的戰犯們怎麼就成了“英靈”？人們説，那些在侵略戰爭中的戰死者，是被日本軍閥驅趕上戰場的炮灰，死於無辜，日本的當權者與其給他們貼上“為祖國的和平與繁榮而犧牲的英靈”的廉價標簽，莫如真誠向他們及遺屬謝罪，因為如果不是錯誤的國策，他們本不該死於非命。
環顧戰後半個多世紀的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至今在歷史陰影中艱難跋涉。與經歷相似的德國相比，二者對待歷史是如此的不同：一邊是德國的總理真誠下跪遇難猶太人紀念碑，一邊是日本的首相一次次參拜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靖國神社；一邊是對納粹分子追查不放，一邊是不斷為戰犯百般辯解；一邊是認真反省而得到人們的寬恕與諒解，一邊是因掩飾侵略歷史搞得內外天怒人怨。這就提出一個大問題：日本該怎樣面對亞洲近鄰？
懸浮在西太平洋中的日本列島，如同幾條連在一起的船。從列島遙望亞洲，那是一片神往的大地。歷史的和地理的因素，使日本民族有種危機感與孤獨感。由於缺少與其他民族接觸、融合，日本雖得惠于鄰國卻不善睦鄰。19世紀中葉，日本面對西方殖民者的威脅斷然實行維新的同時，又打起“脫亞入歐”的旗幟。最有名的是那個被奉為“日本文明之父”的福澤諭吉，他公開主張日本“脫亞”，提出“論其主義，只在‘脫亞’二字”。其結果，使“整個民族都全力儘量使自己變得不像亞洲人”（日本學者語）。更可悲的是他號召不要與鄰國“共興亞洲”，竟把日本文化的恩人中國、南韓、朝鮮等國看成是“惡友”，既然“親近惡友者不免共擔惡名”，所以日本應當乾脆“謝絕東方之惡友”。一副自以為是、視野狹窄、極端自私又不願睦鄰的嘴臉躍然紙上。從歷史角度看，日本的“脫亞”是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的“先覺者”的“秘策”：以朝鮮為跳板，進兵大陸，併吞中國，名為“脫亞”實則“欺亞”，“共存共榮”只是幌子，以鄰為壑，才是真意。
對日本來説，直面歷史是與鄰國和睦相處的政治基礎。歷史是過去與今天和未來的對話，提供了正與反的鏡鑒。當日本奉行欺鄰、侮鄰政策時，收穫的是滅頂之災；當日本戰後走和平發展道路時，終於立於經濟強國之林。客觀説，戰後的日本不同於戰前，廣大日本國民是反思過去的戰爭的，在此基礎上，日本為改善與亞洲國家的友好合作做出了努力。作為世界的經援大國，日本也為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日本多次強調是“亞洲一員”，認為日本的繁榮離不開亞洲，體現了日本人民與亞洲睦鄰的願望。
儘管如此，日本在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上仍缺少“亞洲一員”的自覺，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定勢仍表現出強烈的慣性，缺少與近鄰徹底和解的勇氣，至今沒有放下歷史包袱。例如，戰爭過去半個多世紀，日本仍沒有實現與近鄰朝鮮的關係正常化，少數政治家仍然抱著侵略史觀不放，説明日本仍沒有結束“戰後”。
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友好睦鄰需要歷史的共識。值得欣慰的是，幾乎所有的公立學校拒絕使用美化侵略的歷史教科書，廣大國民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有識之士還在反思日本的“國德”問題，前首相小淵也提出過要建設“富國有德”的日本，證明日本社會中在歷史認識上的正義與良知。
中日兩國比鄰而居，睦鄰友好是兩個民族的神聖使命。在和平與發展的歷史大潮中，亞洲的國家都需要登高望遠，以史為鑒，開拓未來，在新世紀做守望相助的新型鄰居。
《人民日報》 (2001年08月24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