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時期應運用新的理論作為民主監督的新尺度

    民主黨派所擔負的民主監督，雖然與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進行的監督在性質、規範、作用等方面有諸多不同。但只要是監督，總會有一定的尺度，這正如我們從事各種科學研究一樣，總要有一定的前提觀念作指導；否則我們就無法判斷我們所監督對象的思想、觀念、行為，以及它們的實踐結果的好或不好。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沒有尺度的監督。同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監督的尺度還會隨著社會環境和人文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從歷史上看，中國民主黨派在發揮自己監督作用的時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使用的尺度也不同的。比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民主黨派就曾經使用過民主、科學、民族的尺度履行過自己的監督職責；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就曾經使用過是否有利於民族團結，是否有利於為人民服務等尺度進行民主監督；在改革開放的時期，民主黨派也曾使用是否有利於中國現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等尺度進行民主監督。中國民主黨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使用這樣一些尺度進行民主監督，由於“有的放矢”，因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今天，為了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的作用，收到良好的效果，同樣應當順應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形勢，採用新的尺度。否則，不僅會鬧出“刻舟求劍”的笑話，而且也會使我們的民主監督失去應有的作用，甚至會使民主監督這一重要的參政議政工作無法進行和展開。而我們知道，民主監督的一定尺度，又總是與一定的理論分不開的，因為理論是尺度形成的重要基礎之一（尺度形成的另一個重要基礎則是‘實踐’）。在今天，當我們構建民主監督的新尺度時以新的理論作指導，不僅是社會政治實踐的需要，也是研究“民主監督”理論自身的需要。這個新的理論，應該是江澤民同志深刻地闡述過的“三個代表”。

    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的思想，不僅是新世紀中國共産黨建設的偉大綱領，從根本上回答了在21世紀新的社會、人文背景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也是從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豐富與發展的論述。民主黨派在履行自己民主監督職責的時候，也應該以這一重要的新思想為指針，並遵循這一思想的豐富內涵，構建進行民主監督的新尺度。這個新尺度在我看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中國共産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是否“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其次，中國共産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 、政策和各項工作，是否“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第三，中國共産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是否堅持把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三個尺度”應該成為民主黨派今天履行自己民主監督職責的根本出發點，也是我們順應新的歷史條件，在參政議政中做好自己相關工作的重要保證。

    二、民主監督內涵的昇華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民主監督應從對具體的事務性監督上升為對根本任務的監督。即使是進行具體的事務性的監督，也應該將監督的立足點自覺地放在“根本任務”與“三個代表”思想的基點上。

    中國共産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早在新民主義革命時期就確定了“十六字方針”，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在“監督”的問題上，過去的方針是“互相監督”，即中國共産黨與各個民主黨派“雙向監督”。進入新時期後，從中國共産黨與各個民主黨派不同的情況出發，江澤民同志對“監督”的本體指向又作了新的解説，他曾經指出，在中國共産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中，“監督”主要是民主黨派監督中國共産黨。江澤民同志的解説告訴我們，在今天，“監督”的本體指向已經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由以前的雙向、相互的指向，變為了單向的指向。指向的變化，使民主黨派“監督”的任務更重了，責任也更大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民主黨派也應該相應地調整我們“監督”的視覺。這種調整的基本思路，就是應該對中國共産黨的具體的事務性監督，轉向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全中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在實行祖國統一的大業中，在使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是否有效地履行了“根本任務”的承諾的監督。也就是，監督中國共産黨是否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以前，我們民主黨派在對中國共産黨實行民主監督的過程中，我們的監督是全面的，既有大政方針的“戰略”監督，也有具體的工業、農業、商業、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事務性的監督，這些監督是必要的，其産生的效果也是良好的。在今天，我們無論在什麼層次上進行民主監督，都應該以“三個代表”的思想為尺度，將具體的、事務性的監督也自覺地納入“根本任務”與“三個代表”之中。如此，我們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才既符合歷史發展的新要求，又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戰略意義和理論意義。例如，我們對中國共産黨在目前所實行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大政方針，以及在實施這一戰略方針的過程中各種具體事務性工作的監督，就不應該就事論事，而應該立足於中國共産黨的“根本任務”和“三個代表”的基點，為其獻計獻策。在肯定其重要價值的時候，看到其“先進性”的本質；在提出修正意見時，也不脫離其“先進性”的內涵。如此的監督，才能稱得上是有理論力度、有戰略意義、有實踐意義的監督，也才能更好地體現我們民主黨派進行民主監督的思想與理論水準。同樣，我們民主黨派監督“反腐倡廉”的工作，也應該立足於這樣的基點。如果我們立足於這樣的基點，不僅能更有效地發現“反腐倡廉”這一工作的重要意義，而且也能使我們更清醒地認識中國共産黨的優秀本質，從而更堅定我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為民族的富強、人民的富裕而努力奮鬥的決心與信心。

    當然，我們民主黨派要很好地履行這樣一種意義上的民主監督，自己首先就要認真學習、深入鑽研、全面領會“三個代表”思想的重要內容和精神實質。這是我們民主黨派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揮民主監督的重要保證。同時，我們也應該認真學習中國共産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學習國家的政策法令等，加強我們自身的修養。

    三、在實行民主監督的過程中仍然應當提倡分工合作

    我國的八個民主黨派，主要是在抗日戰爭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在中國共産黨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經過發展、聯合和演變先後成立的。當時，這幾個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主要是民族資産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和同這些階級、階層相聯繫的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八個民主黨派也就分別代表了中國的民族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以及各種具有進步傾向的知識分子的利益。從其歷史背景看，這八個政黨正是代表不同階級、階層相聯繫的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愛國主分子。八個民主黨派也就分別代表了中國的民族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以及各種具有進步傾向的知識分子的利益。從其歷史背景看，這八個政黨正是代表不同階段、階層、集團的利益與代表工農利益的中國共産黨聯合的。全國解放後，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以後，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期，雖然這八個政黨的社會基礎有了根本的變化，其性質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但八個政黨仍有自己相對固定的社會基礎，仍聯繫著相對固定的人民群體。鄧小平同志在新時期曾經説過，中國的八個民主黨派“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産黨就根據各個民主黨派的社會關係和歷史聯繫，協商並確定了其各自工作和活動的重點與範圍。如“民盟”的工作和活動範圍，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特別是高等院校）的人士；“民進”的工作和活動範圍，主要是中學、小學教師，師範院校和文化出版界的人士；“農工黨”的工作和活動範圍，主要是醫藥衛生界的人士；“致公黨”的工作的活動範圍，主要是歸國華僑和僑眷人士；“九三學社”的工作和活動範圍，主要是科學技術界的人士；“臺盟”的工作和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大陸上的台灣省籍人士；“民革”的工作和活動範圍，主要是原國民黨和與國民黨有歷史淵源的人士。這些明確的工作和活動範圍的分工，正是根據我國八個民主黨派所代表階層、集團的利益和不同的社會關係作出的。

    在新時期，我們八個政黨所聯繫的人民群體雖然有了一些變化，但大體上仍有較為明確的社會基礎。正是這樣一種歷史和現狀，決定了我們各個民主黨派在履行監督職能的時候，會在根本方向或大方向一致的情況下，在真誠地與中國共産黨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大業的前提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從各自所聯繫和代表的階層、集團的利益出發，對中國共産黨的政策、方針、根本任務、基礎、目標等進行相應的監督。

    正是從我國民主黨派的這樣一種情況出發，在新的歷史時期，在對中國共産黨進行民主監督的過程中，我們仍然應當進行分工合作。分工，主要是充分發揮各個民主黨派所聯繫的社會力量的特點和優勢，從各自最熟悉、最了解的領域實行監督。在分工性的監督中，往往能發現從宏觀上進行監督所難以發現的問題，也往往能提出從宏觀上監督所難以提出的、有針對性的、有重要價值的問題。如關於教育問題，充分發揮“民進”、“民盟”和九三學社的監督作用，也許能發現別的民主黨派所發現不了的問題；關於台灣回歸祖國方針、政策的問題，充分發揮“臺盟”的監督作用，就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所謂合作，主要是各個民主黨派不管從什麼角度覆行監督職責，也不管各個民主黨派代表哪個階層或集團的利益從事民主監督，都應該本著一個宗旨：為民族大業而進行監督；都應該自覺地立足於“三個代表”的基點開展監督工作。只要我國民主黨派在新的歷史時期，在履行神聖的民主監督職責的時候，既切實做好我們分工的工作，又時時進行良好的合作，我們一定會出色地完成歷史和時代賦予我們的監督的光榮使命。

    中國網 200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