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副主席葉選平在全國政協九屆第5次會議開幕式上向全體委員報告："近3億字的庫存文史資料的清理、篩選、審編工作基本完成，為存史、資政、團結、育人提供了珍貴史料。"

    會場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是啊，這項涉及近3億字的存庫史料，調動從中央到地方18個省市的各路人馬，集中史學界眾多專家的大工程已經牽動人們很多久了。

    會後，具體負責此項工作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朱作霖深有感觸他對記者説，如果不是李瑞環主席親自倡導、過問，這些珍貴的史料可能還在倉庫裏；如果沒有省市政協的通力協作、沒有參加"清庫"的同志不怕艱辛、甘受寂寞、埋頭苦幹的工作精神，這項龐大的工程絕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

    一

    1998年5月6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朱作霖向全國政協主席做年度計劃時作了如下彙報：由於種種原因，在全國政協資料庫，仍有近3億字的文史資料被長期擱置，其中，不乏有價值的珍貴的或是鮮為人知的史料。有的資料，在倉庫裏一放就是四十多年。

    李瑞環聽完工作彙報後當即明確表示："這些資料放在那裏很可惜，而且時間長了保存也成問題。徵集到這麼一批史料很不容易，需要抓緊重新整理一下，很好地進行研究、挖掘……整理好這兩億字材料並不簡單，要投入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建議你們近幾年內把這項工作作為重點，集中主要精力，下大力量進行清理、挖掘和搶救……這是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的態度。"幾個月後，李瑞環主席在全國暨地方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聯席會議上，又一次強調了抓緊清理庫存史料的問題，並提出了全國各級政協文史委共同協作的建議。

    1999年1月，在全國暨地方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任聯席會議的開幕式上，楊汝岱副主席就"清庫"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1999年7月，在全國暨地方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協作會議上，陳俊生副主席再次強調了落實李瑞環主席講話精神的重要意義。

    2000年5月，全國暨地方政協清理庫存文史資料工作會議在昆明召開時，孫孚淩副主席在會議的開幕、閉幕會上，就"清庫"新階段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安徽、湖北等省市自治區都把這項工作列入了常委會工作要點，擺在了自己的工作日程表上。

    在李瑞環的倡導下，一項功在韆鞦的龐大工程--人民政協文史資料的"清庫"工作由此全面展開。

    二

    要把短時間內整理出近3億字的史料，而且要對這套書的內容進行科學規劃，對稿件進行檢查和品質把關，談何容易啊！朱作霖，作為這次"清庫"工作的指揮員，深感責任重大。

    為此，他同文史委的同志們，按照李瑞環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很短的時間內召開了包括文史委主任會議在內的各種會議共十余次，甚至考慮到了工作的每一個細節……此時的全國政協文史委就像一個大戰前的前線司令部，把觸角伸向四面八方，不斷地調研、解答問題、協調工作……與此同時，他們著手"清庫"工作的前期準備。

    近3億字的手寫稿件數量很大，在全國政協機關地下室的一個大倉庫內，一排排近兩米高的鐵皮櫃，滿滿地放了一屋子。而對這些稿件，要在短時間內一份一份地編制號碼、登記目錄和分類，然後再輸入電腦中儲存起來，就是一個很可觀的工作量。據文史委辦公室主任黨德信介紹，在1999年春夏期間的幾個月裏，全國政協文史辦的同志自動取消了假期，有時要加班到深夜，幾乎是在一種"拼搏"的狀態下完成這項工作的。

    三

    這次清理庫存資料大協作，準備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存稿選編》共25個分冊，每冊120-150萬字，計約3600萬字，其內容包括晚清北洋（上、下）；東征北伐；十年內戰；西安事變；抗日戰爭（上、下）；日偽政權；全面內戰（上、中、下）；政府政黨；特工組織（上、下）；軍事機構（上、下）；軍事派系（上、下）；軍政人物（上、下）；經濟（上、下）；文化、教育、社會等25個分冊。

    參與協作的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協和副省級市政協文史委都要擔負幾十萬字至數百萬字的清理、審讀、核實、編輯、校對等一系列工作。500多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場"會戰"。

    遼寧省政協宣傳學習文史委員會副主任趙傑為了不耽誤工作進度，住院動手術之後，躺在病床上審讀了80萬字的稿件。因刀口尚未癒合，只能長時間地保持一個姿勢，有時稿件掉到地上，他只好按動床頭的呼救按鈕，請求醫生護士的幫助。

    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方兆麟的母親因病長期住院，已呈"植物人"狀態，他每週必須定期去醫院照看母親，但接受清理"社會雜相史料"460萬字的任務，絲毫沒有猶豫，正如他本人所説，"不管有什麼困難，工作永遠要放在第一位。"

    《文史精華》雜誌主編石玉新剛做完心臟搭橋手術不久，這次承擔了一審稿件60余萬字的任務。他説，我們這一代人是聽著雷鋒、歐陽海的故事長大的。一事當前，首先想到的是奉獻，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

    上海市政協在"清庫"工作中接受了整理經濟工商類稿件900多萬字的任務，要在一年多時間裏完成挑選、審讀、編輯、列印、校對等一系列工作顯然人手不足，於是他們聘請了十幾位著名的專家學者參加審讀工作。上海市政協領導把對這些專家們的關心當成一件工作來抓。今年春節前夕，市政協的副主席朱達人因病在醫院治療，他在病床上忽然想到在春節前應該請專家們吃一頓便飯，座談一下在清理庫存史料工作中的困難和體會。於是他立刻給市政協文史委主任陶人觀打電話，講了自己的想法。結果只是一桌很普通的飯菜，在專家們的眼中變成了政協領導的信任與期望，很少動情的老專家們心裏都感到了股熱流……

    正為了更準確地弄清地名的更疊及歷史事件的細節，全國政協和上海、遼寧、湖南、廣東、四川等省市政協專門聘請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參與審稿工作。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為了嚴格把關，專門聘請了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的六位資深戰史專家，並邀請文史委員會中有的關專家多次進行研討。

    由於許多省市政協領導的關心與信任，使專家們從受聘參與"清庫"工作開始，到逐漸認識到了政協文史工作的價值和意義，已經把這項工作當成了自己的責任和使命。

    四

    庫存史料之所以長期被擱置，大致有三個原因，一是由於當時歷史的原因；二是稿件中史料略顯蕪雜，編輯起來要花費許多力量去甄別、核查，所以選用時就一直被篩選到了後面，久而久之變成了長期存放；三是史實有誤，不能選用。

    西安事變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國內國外許多從事現代史研究的專家學者們，對西安事跡從各種視角進行了考證與論述。在80年代初，有關部門曾專門抽調力量，成立了有關西安事變史料徵集和整理的機構，對西安事變各方面的史料進行了專題的徵集和研究，共徵集到有關史料近400萬字。其中，一部分史料以《西安事跡親歷記》、《西安事變簡史》兩本書面世，還有大量的、有價值的史料沒有公諸於世，而現存于全國政協資料庫。據了解，其沒有公諸於世的原因一是當時大陸與台灣一直處於國共兩黨政治、軍事對峙的狀態，而張學良先生一直被"軟禁"在台灣，出於對張學良的安全考慮，不少史料只能留存起來，暫不面世；二是在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方面，有些稿件涉及當時的歷史原因不宜公開，所以也暫時擱置。在研究西安事變中，這批史料有著獨特的價值和作用，一直被中國國內乃至世界各國有關專家學者們所矚目。

    例如在西安事變中，憲兵團長蔣孝先是怎麼被打死的，一種説法是當晚蔣孝先正在由西安向臨潼的路上，被東北軍攔住之後，發現他就是鎮壓學生的劊子手，於是把他當場槍決。另一種説法是當晚臨潼槍響後，蔣孝先被東北軍捕獲，一問姓名，得知他是鎮壓學生的罪魁，當即開槍把他擊斃。還有一種説法是蔣孝先當晚聽到槍聲，逃到華清池的月亮門附近，被東北軍認出他就是鎮壓學生的蔣孝先，於是將其亂槍擊斃。每一種説法都有名有姓，言之鑿鑿，在這次"清庫"工作中就可以整理出一個頭緒，提供各種根據，以供史家研究時作為參考。

    再如西安事變後的"二二事件"，造成軍長王以哲被殺，直接損害了當時三位一體的格局。多少年來這次事件的起因、經過和結局一直是眾説紛紜。通過這次清庫工作，看到了各種直接當事人、間接當事人的回憶和反省，整個事件的脈絡已經非常清楚，事實經過完整，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編輯出版這樣規模的文史資料圖書，不僅要把好文字關，更重要的是要把好政治關和史實關。在工作中史實關與政治關有時又是互相聯繫著的，史實的一處疏漏就有可能帶來政治上的影響，而把關幾乎全憑編輯個人長期積累起來的優秀的業務素質。

    例如，中國的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逮捕並槍決著名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一案，川島芳子作為日本軍國主義者豢養的女特務，在日軍侵華期間，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纍纍罪行。關於其人其事曾有多種書籍、影視作品和媒體報道，幾乎是人人皆知，但她是日本國籍還是中國國籍卻在各種作品中都語焉不詳。這裡面涉及到一個法律問題：如果她是日本國籍，在戰後就不應以漢奸罪被槍決；如果是中國國籍則戰後被中國政府逮捕並判處死刑就是正當的。在一份關於川島芳子的稿件中，吉林省政協文史委的于海鷹同志發現，作者寫她入了日本國籍。為了核查這一史實，于海鷹同志花費很多時間，查閱了許多資料，最後在日本侵華期間到中國來的一個日本女電影明星李香蘭的自傳中，查到了這段歷史。原來川島芳子的國籍一直是中國籍。儘管川島芳子在戰後被逮捕時，一直不承認她是中國人，並希望借此可以救她一命，但中國政府以漢奸罪處決她是正確的。為了保證文史稿件的原貌，在原稿上不能大段的調整，所以于海鷹同志在該稿下面加了註釋。

    像這樣的例子在全國各省市區政協文史委的審稿過程中，幾乎經常遇到。這事情看起來都不大，然而在記述歷史的書籍中，一處錯誤足以造成數載謬傳。中國的史家數千年來一直有認真勘誤、秉筆直書的傳統。在這次"清庫"工作中，記者看到了這種傳統的再現，並由此想到一個史書的編者面對著一個時代，大約就如同站在險峻關口上的守將，可以謂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江澤民總書記指出："一名領導幹部不善於從歷史上吸取營養，不可能成為高明的領導者；一個政黨不善於從總結歷史中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地規律，不可能成為順應歷史潮流的自覺的政黨；一個民族不善於從歷史中繼承和發展本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就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這些整理出來的庫存史料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告訴人們，勿忘歷史才能更好地迎接未來。（陳鵬）

    人民網 2002年3月05日